二、“赣南三整”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出南昌城，向广东方向进军。9月底，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严重失败。朱德所在的部队在敌人的猖狂反攻下，一路转移，最后到了三河坝地区，在同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后，又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部队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2000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这支革命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5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气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这支队伍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另外，这支部队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也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在此一发千钧之际，朱德分析了敌我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认为，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
于是，朱德率领部队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部队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赣南山区，边打边走，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
部队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部队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朱德带领部队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
此时已是10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官兵，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官兵。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该走向何处？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朱德、陈毅挺身而出，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朱德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气魄教育和掌握部队。他经常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身为副军长和长者的朱德，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打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看成是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杨至诚曾在《艰苦转战》一文中回忆说：
这时，人们的思想也和队伍一样的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我们边打边走，经过筠门岭，到达了天心圩。这时，部队更加混乱，跑的人很多，连有些负责人都走了。这天傍晚，照例又要准备出发了，忽然传来了命令：排长以上军官到南面的河坝子里集合。是什么事呢？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到达了指定地点。河滩上早已坐满了人，大家懒洋洋地躺着、坐着，三三两两地谈论着什么。刚坐下没多久，朱德同志和几个领导干部走来了。我认出走在朱德同志后面的是我们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同志，还有王尔琢同志。朱德同志还是在饶平会合时的那个样子：一身灰布军衣，背顶斗笠，穿双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条什么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的脸颊比会合时瘦多了，胡子长得老长，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和蔼、慈祥。他走到队前，四下里看了看，招招手让大家坐拢些。“同志们！”等大家坐好，朱德同志开始讲话了，“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接着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但却是非常严肃坚定地说道：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同志略略停了一停，眼睛缓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朱德同志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人群里一个人低声地问。“打游击呀！”朱德同志向着发问的方向望了一眼，弯下身来对大家说，“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站不住脚哟，反革命天天跟在屁股后头追……”
“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接着，朱德同志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继续革命的道理。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
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象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5]
这时候，师、团级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了。南昌起义分散时，陈毅正在武汉，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的负责人。8月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又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6]
陈毅积极协助朱德带领着部队。他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困难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陈毅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都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也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7]陈毅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远天心圩镇时，只剩下千余人了。当地老表对起义军不了解，大都关门闭户。朱德立即命令部队撤出天心圩镇，就在镇外的河滩上点起篝火宿营。
第二天，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积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对之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在会议上也诚恳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8]
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和陈毅领导部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开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这次整顿就是“赣南三整”的第一整——“天心圩整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坚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反动武装在关口上把守得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44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回顾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9]
1927年10月底，这支部队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所预料的，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斗，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这就是“赣南三整”中的第二整——“大庾整编”。
总的来说，朱德、陈毅领导的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成为了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兵痞、流氓也占一定数量，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https://www.daowen.com)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转移的一路上，部队中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队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刚一进城，少数坏家伙就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要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十公里，到一个山坳里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作风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陈毅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10]
杨至诚回忆说：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部队像一炉矿砂，在熔炼中，受不起锻炼的渣滓被淘汰了，剩下的却冶炼成了纯净、坚韧的钢铁。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便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负责同志，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切实掌握好部队。那时候，党的组织很不健全，更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一切活动都靠党员个别进行。干部在行军中要和士兵们谈心，休息时要讲话，宿营了要检查纪律、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工作；士兵扔掉的枪支要背起，有病的同志要扶起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朱德、陈毅同志对部队纪律的整顿也是从不放松的。还记得到达信丰的那天，发现城里有一家当铺，几个不良分子一鼓劲，战士们一轰而上，抢钱的抢钱，抢东西的抢东西，乱成了一团。事情很快被陈毅同志发现了，他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队伍仓促地拉出了城，在一个山根下集合起来。陈毅同志气愤地批评这种现象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像土匪一样了！”接着又谆谆地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讲得那些犯纪律的人都垂下了头，红着脸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
在党的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到了十月底，来到了大庾，部队暂时停住了脚。混乱也终于终止了。因为，在天心圩时朱德同志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就在这时，宁汉战争打起来了，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果然顾不上追我们了。[11]
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部队在大庾地区驻扎下来，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个别部队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部队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十分之一。那时候朱德、陈毅他们尽管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的做法，从而加强了党的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1个特务连，总共10个连，合组成一个团，共计800余人。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南昌起义剩下来的贺龙、叶挺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因此走到哪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便取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对外化名王楷（因朱德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参谋长是王尔琢。
这次整编后，党组织的作用更加明显，思想政治工作也愈加活跃。部队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大庾整编”后，朱德、陈毅等带领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1月上旬，他们离开大庾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大革命时期，这里农民运动热情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陈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进驻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部队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在休息整顿、养精蓄锐的同时，加强了军事训练，将过去的“一线式”战斗队形改变为“人字型”，并进行了游击战战术训练；除了集中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此前，该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开始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部队在上堡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20天左右，但是意义是重大的。这是这支部队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只是初步尝试。这次整训就是“赣南三整”的第三整——“上堡整训”。
历史证明，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实施的“三湾改编”，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大的历史突破，迈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第一步。通过“赣南三整”，部队加强了团结，恢复了实力，提高了素质，为1928年1月开始的湘南起义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这支部队5个月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通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粟裕同志这样回忆这历史性的一天：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师。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木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彩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12]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红四军从此成为了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71—172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73—174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3]黄仲芳，罗庆宏主编：《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下），第6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31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10—112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90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8]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91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9]同上书，第90页。
[10]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90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1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14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05页，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