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说，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增写了19个段落，共3000多字
1944年初，延安整风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结提高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考虑的问题。早在1938年11月，毛泽东就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研究作过评价，他说：“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10]此刻，他认为，通过整风运动，全面系统地总结古田会议以后十五年来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在“综合性和系统性”上取得突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
他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要领导贺龙（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劲光（副司令员）、谭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开会，专题研究部队政治工作问题。
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做出了全面检查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并于2月通告山东和各战略区：“现在总政正在准备彻底检查我们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内战时期的也要检查，从整个政治工作方向、制度、作风来一个全面检讨，使我们的政治工作更适合于今后党的任务。”[11]
之后，毛泽东又专门把谭政请去，研究抗日战争反攻前夕这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问题。
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艰苦思索，谭政拿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并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审阅初稿时作了修改，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指出《报告》的逻辑、文法和标点使用有进步，但不完善。指示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主要领导征求意见。(https://www.daowen.com)
周恩来亲自召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这个报告稿。还在杨家岭召开了一、二十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意见。
谭政吸收大家的意见，进一步充实了《报告》的内容。
1944年春，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时，毛泽东又让周恩来组织出席会议的县、团、分区及边区一级负责同志266人，对这个《报告》稿进行了多次讨论。
之后，毛泽东又反复修改了多遍，并加进去了大量的、十分精辟的内容。
1978年，谭政回忆说：
当时，我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起草和多次修改，写成了报告初稿，即送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毛泽东同志为这个报告增写了19个段落，共3000多字，强调把“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作为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目的。随后，将修改稿印发给当时各根据地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主要领导干部阅看，并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读这个报告以前，还经过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和批准。[12]
毛泽东修改完成后，报告又经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最后中央决定，以谭政的名义于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由谭政以作报告的形式发表。
这个报告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与谭政等同志一起呕心沥血，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经验教训，并进行理性思考的光辉结晶；是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集体智慧的产物；是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个报告分“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等三个部分。《报告》全面总结了古田会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原则，并且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的意见，阐明了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当持有的正确态度。因此它成为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
这里不妨抄录几段精彩的又是经典的论述：
“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13]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14]
“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15]
“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16]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17]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是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18]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19]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末，对同志、士兵、对人民、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20]
谭政报告还归纳了政治工作的毛病表现：“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21]
谭政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一发表，立即在党和军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它的重大意义，评价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
报告发表不到10天，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印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
“谭政同志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
《通知》同时指出：
“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22]
几十年过去了，在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下，我们的军队由弱小走向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回过头来看，谭政报告对政治工作建设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长期以来，人民解放军以《古田会议决议》和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又称“谭政报告”）作为建军路线和政治工作的历史文献教育部队。建国以后，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个报告重新印发部队。它已经被公认为是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主要标志。
叶剑英元帅1978年5月29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报告的高度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23]
【注释】
[1]《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2]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7），第5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3]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第756—76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4]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7），第56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67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第269—27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第66—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9]同上书，第76—7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七册，第39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12]《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回忆史料》（6），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4]同上书，第221—222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6]同上书，第211页。
[17]同上书，第21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2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9]同上书，第223页。
[20]同上书，第224—225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227—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2]同上书，第202页。
[23]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第二卷，第362—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