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
1936年10月下旬，身负重任的薄一波正式赴晋工作。
到太原的第二天，阎锡山就约他会面。
薄一波胸有成竹，稍事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需要讲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了，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对这个“约法三章”，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他的肱股之臣赵戴文则补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11]
“可以保证不发展。”薄一波毫不犹豫地表态。因为中共北方局事先对薄一波已作了交代。
这次会面之后，一种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逐步建立起来。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约法三章”后，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它最初是由当时的“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团体的核心组织）中的一些左派进步青年倡议成立的。原来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怕得罪日本人和蒋介石；而且，他还认为这个口号没有自己的特色。他早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还与李烈钧等人组成了丈夫铁血团，因此，特别喜欢突出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于是在他提议下就将名称定为“牺牲救国同盟会”。这是阎锡山的得意之作。后来山西组建的新军被阎锡山定为“决死队”，也是同样的道理。
薄一波到山西时，牺盟会正陷于停顿状态。薄一波认为要顺利地开展工作，必须以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形式为依托。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就从这个被阎锡山认可的但正陷于瘫痪的组织入手，把它逐步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办成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以山西特有的形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抗日敌后根据地等各项工作。
征得阎锡山的同意，薄一波着手对牺盟会进行改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阎锡山仍然是会长，会长下面是“自强救国同志会”的高干委员，梁化之仍然是总干事，薄一波自己排在最后，叫负责人，实际工作都由他来负责。梁化之则成为了薄一波和阎锡山中间的联络人。
阎锡山请来共产党人帮助他抗敌，从一开始就有阻力。以王靖国为首的顽固分子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王靖国甚至带领80多个高级将领，集体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说：“薄一波是共产党，叫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是死无葬身之地了。”[12]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知道以后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锡山用的都是共产党。乡下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打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另有打算的阎锡山心里十分气恼这些人，认为他们“眼光短浅，看不到前途”。阎锡山说：“现有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将来想拉也拉不上了。你们知道什么？蒋介石周围也有共产党，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薄一波认为，阎锡山的斗争方针是：“以进步维持其退步；以革命维持其反革命；在旧的反动的一只脚外，再树立一只新的革命的脚，但不取消旧的反动的一只脚。此所谓‘二的哲学’的运用（维持公道团，建立牺盟会）”。[13]
正因为摸透了阎锡山的心思，薄一波认为，“我党的策略就是要运用革命性打击其反革命性。具体的运用就是要显示出我们是最会抗日的，最会反对江浙资本家的，同时也是唯一能与共产党‘竞赛’的。”“我们提出的具体意见，必须是山西资产阶级看了完全满意，通得过、不得不通过；进步的青年看了也满意，知道只有如此，才是最妥当的；同时江浙资本家看了也不十分反感，知道阎锡山就是这么一个人，总不至于是共产党。”[14]
因此，薄一波把工作指针归结为三句话：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为了争取阎锡山的支持，当时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在山西的工作是“山西型”的。发表主张，建立组织，开展工作，尽量都用阎锡山的形式，但内容是共产党的。比如改组后的牺盟会要制定一个工作纲领，薄一波将它交给著名共产党人杨献珍起草，俩人仔细推敲，把我们党的政治语言改为“山西话”，比如将“抗日救亡”改为“抗敌救亡”；“不分党派”改为“不分派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改为“动员民众，守土抗战”，用的都是阎锡山的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主张，因此很容易地就得到了阎锡山的认可。
为了争取党对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权，薄一波提出了“不当清客”、反对空谈主义、多做实事的主张。利用一切机会做实际工作，宣传群众、壮大组织。
薄一波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https://www.daowen.com)
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阎一直不表态。我反复考虑，分析了阎的意图，决定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我对董说：“阎锡山要征求意见，看样子，他有所图谋。他有个‘雄心壮志’，要训练30万国民军，想扩军，但办不到。你今天在会上可以这样讲：日军步步紧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董天知到会上讲了一通，讲对了。阎锡山听了虽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他回去后，对赵戴文、梁化之说：“共产党里面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么年轻，就能够提出那么好的意见，了不起！”会议后，阎锡山就把“招兵”的任务交给我，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勋文、刘岱峰负责。委托我和牺盟会成立各种组织，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实际上都交给我们办。[15]
1936年12月，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工作又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开始了。薄一波提出，“临时村政协助员”下乡的任务有三项：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把亡国灭种、沦为殖民地的可怕前景告诉民众，唤起民众的爱国情绪；发展牺盟会员，用十人团的方式，组织100万会员；挑选爱国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的会员，介绍他们投考国民兵军官训练团。这个团需要2万人，因为按照阎锡山武装30万国民兵的计划，需要2万名连排级干部。
这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完成下乡后，深入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正值绥东百灵庙抗战大捷，紧接着又是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和平解决，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新时期的到来。这种有利于抗战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山西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因此，为期3个月的类似抗日“启蒙”群众宣传工作结束后，取得了极其明显的效果。薄一波评价这一活动给山西的救亡运动“尽了一个开辟荒原的任务”，它使没有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山西民众觉醒了，抗日救亡的潮流开始形成。薄一波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
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实行阎主任的格言“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
……民众运动也就因此推动了一步，过去非法的东西，现在合法了，过去感到大逆不道的东西，现在认为是抗日必须的东西了，过去认为是“过激”的青年，现在认为是这些“过激”青年真是救国呀！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16]
3个月的工作，牺盟会组织得到了大发展，会员人数达到了60万。这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成立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2万名学员就是从中选出来的。
为实现阎锡山扩大军队30万的计划，承担培养2万名连排级干部任务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于1937年4月开始正式组建并训练了。2万名学员分成了10个团。教导团的军事干部由阎锡山直接派出；政治干部则由军政委员会派出，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为了控制教导团的领导权，党和左派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提出训练必须是政治化、主义化的要求。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借用阎锡山提出的带有进步性质的口号，赋予新的内容。比如，政治化，就是用牺盟会的总路线，即民族革命的抗敌救亡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全部训练，使每一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都有浓厚的抗日民族意识。主义化，就是要求学员不仅有抗日的民族意识，还要有“消除社会不平等”“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的爱国意识。
二、建立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团设立政治部，连设指导员，排设工作员，营设大指导员。“营大指导员”和“排工作员”的称呼在政治工作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薄一波解释说：“那时我们没有看到红军政治工作条例，不知道营叫教导员，连叫指导员。我们自己想了个主意：营叫大指导员，连叫指导员，又加了个排工作员。”[17]这些政治干部大多数是从牺盟会的骨干中间选拔的。规定政治部的任务是做到国民兵军官的政治化、主义化；规定学员必须过牺盟会的组织生活。
三、设置教导团的课程。其中政治课程有牺盟会路线、纲领、组织及其一切工作，中国抗战的基本问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独立问题、抗日战争研究、“按劳分配”等，这其中，“按劳分配”是阎锡山的思想，其他课程更大程度上是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的。
四、争取和教育旧军官中间的积极分子，打击顽固分子。阎锡山平素标榜“反对打骂士兵”“克扣军饷”“反对散布失败主义”等口号，政治干部将这些口号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口号成为群众打击、限制、孤立旧军官的有力武器。
这些措施使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牢牢地控制了军官教导团的广大学员，为以后抗敌决死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山西呈现出热烈蓬勃的景象，对全国人民抗战热情也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全国不少进步人士因为在蒋介石控制地区不准抗日，此时纷纷涌向山西。曾经在南京以剖腹自杀方式抗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续范亭也到了山西，他说：“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了进步青年，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现了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像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光明，不肯他去了。”[18]
由于国民兵军官训练团需要大批工作人员，成立新的武装需要大批政治军事兼优的干部，加强民运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干部，因此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在薄一波等共产党人的主持下成立了。这两个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山西的进步青年，人数达到了4500人。由于学员政治条件很好，加上干部工作得力，因此训练班事实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两个训练班不仅提供了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政治干部和牺盟会县以上组织的大部分干部，并且为后来建立山西新军准备了干部。
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工作，山西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抗日力量得到了大发展，阎锡山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认为这些成绩是属于他的，因此，他感到他的决策是英明的、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