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毛儿盖会议之后，右路军迅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向大草原进军。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行军。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大军经历过草地行军。红军经过的这块草地，是一块纵横数百里、人迹罕至的一片大沼泽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看过草地后，这样描绘：“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人和马在草地上行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茫茫荒野，找不到粮食，野菜、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一道，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带领右路军横跨草地，到了班佑。随之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但是，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他率领的左路军迟迟不肯按照中央计划行动。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党中央曾于8月24日致电张国焘，试图说服他接受中央决定，同时严令其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也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对着干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中央的决策也是上策，陈昌浩也有同感。因而徐、陈也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对中央命令和徐向前、陈昌浩的这些劝告置之不理。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要求其率领部队迅速出动。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
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专门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表示，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这些又推又拖的措施采取后，张国焘终于开始率左路军向草地前进。
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强调部队不能继续前进而要返回的两点困难：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但是，当时随左路军行动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但是现在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
他不听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以总司令名义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朱德当然给予严词拒绝，他没有止步，竟然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从而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公然抗衡。
同时，张国焘还给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建议其报告中央。中央开会研究后，以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再一次解释张国焘南下的不可行，要求他们迅速率部北上。
然而，陈昌浩一面同意中央这份电报，一面却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于同一天深夜命令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日，张国焘再电徐、陈并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即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等转告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并反映他与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结果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严肃批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和陈昌浩态度的变化，彭德怀等中央红军领导人是有警觉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我们反对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6]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坚持真理，不怕挑战。在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党中央当天致电张国焘命令他速即率部北上。毛泽东还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摸徐向前对张国焘来电的态度。徐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了解到徐的态度，未再表示什么，遂告辞而归。
张国焘的野心恶性发作。他在同一天密电陈昌浩，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7]
这份电报已经向陈昌浩暗示要危害党中央。
电报是9月9日约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一方面军调来的）和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后，俩人大吃一惊，立即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了出来，并把密电当面交给他。
叶剑英看完电文后郑重嘱咐他俩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之后他寻找机会亲赴毛泽东处，把密电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迅速抄下电文，并要叶剑英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解决办法。他只当不知道有这份电报，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察觉到这是脱身之计，同意了。(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等来到了彭德怀所在的三军团司令部，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后来评价说：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8]
杨尚昆则评价说：
长征中有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9]
北上红军凌晨2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作为右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的行动则是单独的。当晚，他来到作战科，悄悄地向吕黎平要来了一份包座战斗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深夜时分，他悄悄起床，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筹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因叶剑英与陈昌浩同住一处，担心他能否脱身，正怀疑之际，叶剑英率二局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剑英摆脱了。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智大勇，果断机敏，为党立了大功。
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0]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绩。
周恩来1972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长征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11]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同时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得知中央带领部分部队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召集4军、30军和指挥部一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
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忆长征路上的叶剑英同志》一文中回忆说：
陈说，他们（指党中央）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两人主张派部队尾追，但徐向前和其他到会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迫于这种形势，陈昌浩不得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会后，陈昌浩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第3军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中央一再要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我听到李特回来传达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
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12]
彭德怀也回忆：“听说，陈昌浩要派兵追击我们，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未来追击。”[13]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要带走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答应了。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毛泽东运用高度的智慧、超人的胆略，高瞻远瞩，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