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的分歧
1961年夏天，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这种贬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罗荣桓称之为“仇视专”。其表现是“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下降。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和一般化的作风大大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解释和领会呢？他认为，关键是要运用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1961年9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11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讲话中都做了这种重新解释的工作。
他怎样解释“四个第一”呢？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我们部队的高级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学校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个任务完成。”[19]
他赞成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提出的科技部门的党支部起保证作用的提法。他说，在科技院校和单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学研究项目的完成。(https://www.daowen.com)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早在这一年8月，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荣桓儿子罗东进回家过暑假时，罗荣桓就了解到，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中，学员们对红与专的问题认识就相当混乱，片面强调红，忽视专业学习。学校里还搞什么“满堂红”活动，各支部都做了一天读多少毛泽东著作、多长时间通读一遍的计划，搞技术作业也要引两句毛泽东的语录。可是认真说来，究竟什么是红，红又为了什么，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罗荣桓和罗东进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谈起了红和专的问题。他对这些青年人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拿出东西来。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到专业上。谁要是真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是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20]他再三鼓励青年们，一定要下决心努力把专业学好。
在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又着重分析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21]在讨论总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时，他当场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红’要落实到‘专’。”他又要求负责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这一句话的段落读给他听。
他针对一些人丢下专业下农村的现象说：“军事工程学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主要还是搞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
他还批评了有些院校丢下专业，光学毛选的偏向。他说：“毛选一般都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专业，甚至像聂总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22]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