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大”到“抗大”
1936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要求抗日的救国运动日益高涨而不可遏止。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即将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尽管内战还未停止，全国抗战还没有实现，红军还没有实现会师，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干部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率东征军回师陕北不久，就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长征前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且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为“红大”）。因为当时红军尚未会合，所以它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的大学。
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十分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出去学习。毛泽东在会上亲自做工作，他强调指出，为了抗日，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中央红军各军团认真贯彻这一指示，几天时间就把大批干部送进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正式开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
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亲临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2]
红大创立之初，专任教员只有3个人，在职干部仅14人，学校领导除毛泽东外，大多由学员兼任，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同时又是学员。学员有1063人，多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下设3个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学员均为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8年战斗经验，有3处伤疤。林彪、罗瑞卿就在第一科学习，还有为人们熟知的彭雪枫、谭政、莫文骅、杨成武、陈士榘、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谭冠三、苏振华、耿飚、黄永胜等。第二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共800人。
红大初设在瓦窑堡，不久迁到了保安。当时，保安只是一座贫穷的小镇，仅有几十户人家300多口人，民众所能让出的，只有几所破窑、废庙、牛厩、马房。学员们全体动手清理环境，把破石窑改造成校舍和讲堂，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当时红大教员不足，就请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特立、李维汉等都曾兼过课。
红大的管理、教学制度极其简单，没有成文的章程条规，但是确定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育原则。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甘肃会师后，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也会合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编入了保安的红军大学，中央又决定在本钵成立了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学员由原红军大学一部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一部分组成。这样，红大的教学员队伍得到空前发展壮大。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国内和平”遂得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迫切地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因此，红大第一期的学生除了新编入的红二、四方面军学员外，于12月底结束了学习生活，分赴全国各地，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战争既已结束，统一战线既已形成，抗日战争开始酝酿，大量干部的需要就愈见迫切。毛泽东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外面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其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所以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这时候，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放松了些，少数青年已能进入边区，向共产党要求得到教育。这些热血青年有的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把延安看成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因此，“抗日红军大学”就接受了新的任务，除了培养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培养外来知识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抗日干部。
为了适应培养全国范围的抗日干部的新任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1月中旬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为“抗大”），并将校址迁设延安。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莫文骅），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月21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3]
这一期的学员有1360多人，其中边区以外来的青年占三分之一，还有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来的进步军官，还有了一个女生区队。学员有我军著名将领陈赓、杨得志、余秋里、胡耀邦、姬鹏飞、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也在其中。(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期开办正处于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全面抗日战争发生以前，所以教学基本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这是别于其他各期的一个特点。
第一期的成绩，除一般地提高了全部学员外，还有极重要的一项，就是第一次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集中起来，互相交流十几年来的战争经验，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开始，这一期于8月间毕业，学员们迅速奔赴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各个战场。毛泽东在这一期学员毕业证书上亲笔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4]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失利，华北沦陷，京沪弃守。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持久抗战的方针，所指出的最后胜利的前途，越来越被全国人民所确信。尤其是爱国的知识青年，深知欲抗日救国，必须先向共产党求教真理，学习本领。而延安这所抗日军政大学，就成为了这些青年求道的目的地。此时，由于国共合作已经确定，西安通往延安的障碍大减，全国各地青年赴延安报考抗大者，日益增多。
1937年8月，抗大开始了第三期学员的培训工作。但开学以后，每月甚至每日，仍有不少新生涌来，学校便采取了随到随编队的方法。同时也有许多学生，尽管学期未满，但迫于日益发展的抗战工作的需要而调出学校。从这一期开始的这种流动性，在以后各期中，也一贯地存在着。
抗大的成功引起了国内众多人士的注意，卫立煌、郭奇乔、邓宝珊、梁漱溟等人，先后来校参观和讲演。
第三期开始不久，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被任命为115师师长，离校东渡抗日。不久，115师在平型关首创胜利的记录。这不但在全国人民中间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同时也增加了抗大的光荣，对于抗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彪离开抗大后，罗瑞卿负责抗大的日常工作。
抗大第四期开始于1938年4月，毕业于同年8月至11月，为学校空前猛烈发展的一期。
当此时期，日寇已攻陷了山西全省，企图渡黄河进而窥西北；另一方面，则企图打通津浦，占领陇海、平汉两线路，配合逆长江而上之部队，进攻大武汉。全国军民正在“争取中原大会战胜利”“保卫大武汉”“保卫大西北”口号之下，努力奋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地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涌到延安，投考抗大。
这些学生以来历论，包括了全国各省（除了青海和西藏）的人们，还有东南亚的华侨，以及朝鲜等弱小民族的青年；以职业论，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授、军人、学生、商人、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以家庭成份论，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有属于其他阶层的，甚至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儿女；以年龄论，从十三四岁至四五十岁；以政治立场论，包括各党各派的分子；以文化程度论，包括文盲及外国留学生。甚至还有全家来校、叔侄同学、母女同队的佳话。
学员人数骤增，已非延安所能容纳，于是采取了校址分散的办法，除在延安附近设立4个大队外，并在瓦窑堡、庆阳、洛川、蟠龙，先后分设大队。
这一期教育的主要成绩，在于把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数月的时间内，培养成为有组织性、纪律性、团结性，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的坚强抗日干部，其中的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期的工作经验，对于抗大此后的发展，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抗大后来之所以在新老干部的团结，在“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等方面，成绩表现得最好，是以这一期的经验为基础的。
在这一期中，还特别进行了“民主”问题的教育。7月间，在听取关于抗大一些学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突出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特对全校作了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毛泽东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问题，做了阐述。他还指出，应取消斗争会这种粗暴的方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去，保证大家的意见能到学校最高当局。[5]这一教育，对于追求民主而常流于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由于这一期的猛烈扩大，抗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获得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国内外报纸杂志，对抗大进行了很多介绍和赞扬，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雷克难、傅路德等4人，来延安参观，对抗大有极高的评价，并且要求抗大承认他们为名誉学员。
为了使学校培养干部的事业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配合起来，抗大从第五期开始，即将校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二分校迁往华北敌后办学。这在全国抗战史上是个创举，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期，抗大又在山东成立了第一分校，在鲁豫皖边成立了第四分校，在皖东和苏北成立了第五分校，抗大不仅在陕北、晋察冀，而且在华中广大敌后根据地中，开始建立和繁荣起来。抗大校旗已经由黄河之滨飘扬到江海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