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来的。
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非常注意军队的群众纪律。1927年10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集合，准备上井冈山。出发前，毛泽东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原来在井冈山地区活动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他强调，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接着，他庄严地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筹款要归公。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最早表述。
茶陵事件后，工农革命军撤到了宁冈。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发动起义，再次攻占了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一方面在城里开展宣传活动，同时还派人下乡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群众工作红红火火。但是，毛泽东在进城后通过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红军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铺草，用后没有主动归还；有些人以打土豪的名义，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
于是，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六项注意宣布后，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几天后，毛泽东又听到群众的反映，说红军纪律确实是好，借了门板能够还回来，不过要是能够替我们上上去就好了，要不还是有许多麻烦。毛泽东听在耳朵里面，记在心里。
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圩总结了执行群众纪律的经验，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1月，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后，根据革命斗争形势任务的需要，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和完善。“三大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以后又改成“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成为了“八项注意”，增加两项：“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式提出。
毛泽东不仅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身体力行，严格执行，并且经常搜集典型事例，向部队进行教育。有一次，毛泽东带领部队返回井冈山，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得知后，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他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将两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毛泽东曾经用类似绕口令的方式教育官兵做到“损坏东西要赔”。他说：“打破群众一个旧水缸，要赔他一个新水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赔总比不赔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军队建设意义重大。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由于不了解这支军队的性质，往往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最终自身也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宣传几句“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等等是没有用的，老百姓固然听其言，但更多的是观其行。红军官兵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真正认识了人民军队。当时，井冈山地区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老百姓开始真心把红军看做一家人和自己的保护神，红军同群众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这是红军能够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修改、补充，于1947年10月10日重行颁布，要求全军“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这些内容一直沿用至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来历则另有故事。
大家都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革命军人的入门歌、启蒙歌，也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歌、纪律歌、规矩歌。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革命歌曲，其歌词曲作者又是谁呢？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这首歌。后来斯诺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曾经询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作者是谁？毛泽东表示，这首歌很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不是他（指毛本人）。
1981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监察部副部长程坦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程子华致悼词。
悼词中说：程坦“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内容，利用鄂豫皖地区一首民间歌曲的唱腔，改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很快在红军干部战士中广泛流行开来。以后，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这是第一次在公众集会场合提到程坦在编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的历史作用。
不久，《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发表了该刊采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第一次在媒体上明确该歌的歌词编写者是程坦。
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几十年，但当初，它的出现很偶然。
1935年9月，我们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进行了合编。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政治部机关，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改编的。政治部下面设科，我仍当宣传科长。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他和我们宣传科重点负责新兵教育。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陕甘苏区掀起了参军热潮，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两次战斗中的大批解放战士也补入部队。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秘书长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我完全赞同。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事项，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它编成歌曲的想法。但是，天天赶路很疲劳没有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真是不谋而合，但程坦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唱过来哼过去，一唱一哼很合拍，于是在《红色战士报》登出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首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便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二十五军先唱起来，然后在红军各部队中传唱开的。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协助，作了个“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