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中的政治指挥方略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我国面临的军事威胁日趋减弱，我军的战事日趋减少，军队建设逐步由战争状态转变为和平建设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提高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军事训练；另一方面，相对和平的环境容易削弱军人的斗志，使军事训练受到冷遇和削弱。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作战任务仍很繁重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就作出了使我军由战争年代训练不正规的状态转入正规化训练的重大决策，并全面展开了一系列正规化训练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为加强对军事训练的领导，毛泽东任命萧克为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9月，军委军事训练部正式成立。此后，各军区、各军兵种都相继建立和健全了训练机构。
经毛泽东批准确定的我军军事训练基本方针是：在解放军现有素质的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的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指挥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和协同动作，了解参谋和通信勤务，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1952年10月13日，毛泽东根据部队军事训练中重文化教育、轻军事教育、军事纪律放松的普遍现象，起草并发出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
《指示》列举了某营集合时间延长到1小时零8分钟、某师十分之六的人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的瞄准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1小时内晕倒数十人等缺乏训练的典型事例，批评了“军事必须服从文化”的错误观点，强调：“注意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防止敷衍应付现象；对于统一规定的时间配当，任何人都要视同法津，不经军委批准，不得修改；违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并指出：“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1]
1952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决定从1953年6月起，全军实施正规化训练。
1953年底至次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是训练，特别是干部训练”的重要思想。
1955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在原军委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和军事出版局的基础上成立，成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指导、监察全军训练工作的机关，推动了正规化训练在全军开始全面展开。1958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恢复三总部组织体制的决议精神，撤销训练总监部。
之后，尽管我军的军事训练多次受到干扰。如1958年错误地把我军的正规化训练当作教条主义来批判，严重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训练积极性，使在当时已经出现的全军性军事训练高潮随之衰落，部队的军事训练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低潮。后来是林彪出于个人政治目的的需要，片面地夸大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指责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时间占得过多，冲击了政治，并诬蔑负责军事训练的领导人有“单纯军事观点”，把1964年曾一度出现的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的正规化训练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训练，我军建立了正规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涌现出上百万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新战术。高级干部通过战役集训和参加诸军兵种的战役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
为了促进正规军事训练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治工作除了进行训练动员，发扬军事民主等传统做法外，还开展了比武竞赛等活动，充分发挥了服务、保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