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推进，迫切需要大批的军队建设人才。因此，在抓好全军文化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罗荣桓又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提出兴办军队院校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51年1月，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所以培训师、团干部为目标的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
1952年5月，成立了后勤学院，由李聚奎任院长；
1953年1月，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由宋时轮任院长兼政委；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院校陆续兴办后，有一些政工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希望能有一个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场所。各大军区也纷纷要求成立政治干部学校，轮训和培养政工干部。
罗荣桓考虑，要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有大批能适合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培养这样的干部，像战争年代那样，仅仅依靠实际锻炼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继承红大和抗大传统的，以培养各级政治干部为宗旨的院校。
为此，1951年12月3日，罗荣桓和傅钟、萧华向毛泽东报告说：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500至1000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准。[6]
第二天，毛泽东签署同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表示赞同。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便立即开始。
首先，成立了由罗荣桓任主任、萧华等七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区。经过规划设计，1953年6月4日破土动工。
1954年，罗荣桓建议调曾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来政治学院工作。
莫文骅一上班，罗荣桓便将他请到自己家里，研究办院方针。罗荣桓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工作，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共同财富。他要求学院要像毛泽东1939年为抗大题词所说的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制定了《办院基本方案》，这一方案于8月间由军委会议通过。
1954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萧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
1955年2月19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举行开课仪式。罗荣桓和新近到任的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原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以及傅钟、萧华等总政领导人早早地就来到政治学院。他们在莫文骅陪同下，参观了几座已经竣工的学员楼、教学楼，还有用席子搭成的临时食堂，然后来到也是由席子搭成的大棚子里参加速成系的开课式。
罗荣桓在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了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巡视着台下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学员，其中有好多人他很熟悉。他们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如今已由放牛娃、红小鬼变成了指挥一个军、一个师的政工干部。硝烟虽然在他们的眼角磨出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他们仍然很年轻。他们现在刚刚洗去征尘，又坐到课堂上来了……
大会开始，莫文骅请罗荣桓院长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罗荣桓缓缓地走上讲台。他双手下按，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拍几下就是了，何必拍这么长时间呢。”
掌声止歇，台下响起一阵像微风一样的轻轻的笑声。罗荣桓首先就速成系开学说了几句话，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日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傅钟副主任曾担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红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得多了。那时，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同时就是学员。那时，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教员有一张桌子，学生用的凳子就是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得太远了。虽然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许多高级干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7]
他反复强调，在保安那个时候，条件尽管和现在是不可比较，但那个学校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却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
接着罗荣桓指出，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合乎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政治干部。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速成系开课后，政治学院的建筑工程继续加紧进行。罗荣桓不断前来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非常高兴。
1955年10月，实行军衔制以后不几天，罗荣桓又乘车直奔西郊。车刚过永定路，远远地只见校门内外是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司机减了速，罗荣桓仔细一看，原来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都佩戴军衔，列队站在大路两旁。罗荣桓毫无思想准备，开始吃了一惊，继而恍然大悟：哦，这是按条令规定的礼节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车。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几位领导干部一一行礼、握手，然后便大步匆匆走过欢迎队伍。
一进办公室，他就对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这样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怎么还对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搞形式吗？这没有什么意思。相反，它还有副作用，起码会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干部们的工作。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这个了。”一位干部解释说：“这是条例规定的礼仪……”罗荣桓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那个规定是对外的。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一套。”
过了几天，罗荣桓又来到政治学院。这次虽然未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但学院党委的常委们和各部门负责人还是来到校门口迎候。于是，他又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上一次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这次又来这一套了。虽然规模没有上一次大，这样也不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用处。你们不这样搞，今后我仍然可以经常来，想找谁就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约束了。”
从那以后，罗荣桓到政治学院，就再也不举行迎候仪式了。即使是开学、授旗这样隆重的典礼，彭德怀、罗荣桓等许多领导人来到学院，也再未组织列队欢迎。有时，罗荣桓来学院干脆事先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最后再到办公室找领导干部谈。
195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授旗、开学典礼。
中央军委规定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全军中、高级政治工作军官、理论宣传骨干和部分军事、后勤工作干部，通过教学活动提高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和党的政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知识，研究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使之能够更好地担负起现代化建军中的领导工作任务，有效地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
朱德、刘伯承两位元帅为政治学院题词。
朱德的题词是：“提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政治工作建设的基础。”
刘伯承的题词是：“有工作经验的和有书本知识的两种干部结合补课，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经验上升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从而在实践中去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这是学习的方法。”[8]
谭政宣读国防部授予政治学院军旗的命令，彭德怀、罗荣桓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https://www.daowen.com)
几年里，罗荣桓到政治学院相当频繁。尽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资料散失了，但现在仍然保存着罗荣桓多次在该院的讲话记录稿，其中仅1958年9月一个月就有四次讲话。至于罗荣桓来学院虽然讲了话但没有记录，或记录已经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主要是抓大政方针。他强调要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贯穿在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工作中的一条红线。他曾经多次从各个侧面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政治学院是搞理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他说：什么叫理论？……我们有些干部感到神秘莫测。实际上理论并不神秘，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经过综合、概括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
应当怎样学习理论呢？他说：我们要从书本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决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学习理论，应该特别强调联系实际。
针对学校学习的特点，罗荣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他认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开来了”。他愤慨地说：“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他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他说：我们对于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泽东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对毛泽东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9]
“学习毛泽东著作也不要迷信”，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发展。既然不能只对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当然也不能只对毛泽东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学习毛泽东著作也不要迷信”，这又是发人深省的警钟。然而到了后来，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句话就被指责为反对毛泽东的重要“罪状”了。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怎样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呢？罗荣桓认为，这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毛泽东著作要结合中共党史来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争历史来讲。
后来，罗荣桓将这种学习方法归纳为“一条线五结合”：
学习毛泽东著作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1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结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已不再适用，但罗荣桓提出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成为后来同林彪在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争论中罗荣桓的重要论点。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1]
罗荣桓提出“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正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要让学员学好党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员的党史水平。为此，他指派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聆听他们讲党史、讲军史，把他们的讲话速记下来，整理成资料。同时，他还亲自向教员们讲古田会议前后我军的历史，一共讲了三次。他讲最后一次时已经病重住院。教员们来到医院，医生只准讲半小时。时间一到，医生便前来劝阻。罗荣桓高兴地说：“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谈一会。”又过了半小时，听讲的教员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讲了。可是罗荣桓兴犹未尽，又讲了半小时。在医生和教员们再三请求下，他才停下来，还一再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他的这三次谈话如今已成为进行党史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12]
1956年9月2日，54岁的罗荣桓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13]
彭德怀接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于是把信暂时压了下来。党的八大闭幕后，彭德怀在信中批阅道：“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把信批转给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身体健康情况，于1956年12月2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52次会议通过，同意罗荣桓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的请求，总政主任由谭政接任。
1959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了彭德怀的位置后，由于谭政对林彪推行“左”的那套东西进行了抵制，因此，林彪将谭政归入所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免去谭政的总政主任职务。在罗瑞卿、肖华等力荐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主持下，1960年又任命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从而揭开了罗荣桓与林彪围绕如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上的斗争序幕，这是后话。
【注释】
[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3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2]同上书，第35页。
[3]同上书，第78页。
[4]《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0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5]同上。
[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19—52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7]《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8]李澍等主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年史》，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23—5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10]《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2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罗荣桓传》，第519—5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13]同上书，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