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说：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被迫跟随他南下的8万多人的部队，到1936年4月进行整编时，只剩下了4万余人，损失接近一半。和北上红军相比，这些部队吃了更多的苦，仅仅被人们视为禁区的草地，他们就过了三回，这其中包括跟随他们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
人们深刻地体验到了张国焘南下方针造成的恶果。所以，三大红军胜利会师之后，不少同志提出清算张国焘另立“中央”等一系列罪行。
中央和毛泽东为了等待一部分受蒙蔽的四方面军同志的觉悟，使全党、全军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没有这样做，而是耐心说服那些要清算张国焘错误的同志。对张国焘本人，毛泽东以诚相待。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
张国焘很会演戏，出于形势所迫，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表示一定要改正错误。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作了检查，原则上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具体事实拒不认错，进行狡辩。出席会议的同志包括大多数四方面军干部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会上假惺惺地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为了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中央决定暂不给他做组织结论。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错误。”“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18]
《决定》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19]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20]
这次会议以后，1937年4月至6月，在党内和军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大量事实，红四方面军一些原来不明真相，对反张国焘路线心存疑虑的同志，都转变了观念。一些人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在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一度也出现过扩大化和过火行为。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后，都坚决地进行了制止和纠正，保证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健康发展。
抗大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一度把矛头指向了四方面军学员，引起这些同志强烈不满。许世友策划了30个干部准备离开陕北，另起炉灶干革命。这个计划被党中央发觉并制止了。
当时有人将许世友的行为定性为领导暴动。许世友听说后料定自己必死无疑，思想极端苦闷。
他在《我的军人生涯》一文中，谈到了毛泽东挽救他的情景。他说：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主席对我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向你们表示敬意。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而后，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是我觉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的痛苦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21]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促进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奉命率领西路军向甘肃、青海方向发展，最后由于敌众我寡，遭到了严重失败。他历尽艰辛只身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亲切温暖的谈话。
徐向前回忆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22]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但坚持原则，也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重要职务。而且，毛泽东还多次找他谈话，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挽救。但是，张国焘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一会儿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一会儿全盘翻案，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毛泽东曾经感叹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23]
事实证明，张国焘确实是块顽石。1938年4月，他借口代表中共中央去祭黄帝陵，寻机逃往了西安、武汉，不顾我党的再三劝阻，卖身投靠了蒋介石。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可叹的是，张国焘这位自恃很高、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叛逃时，竟然连警卫员都不愿意跟他走，因此他连一个人也没能带走。而且，这个背叛共产党的人，最终也被国民党抛弃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发言，全面总结了党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犯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24]
毛泽东强调：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5](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李先念：《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军事历史》1989年第四期
[2]《彭德怀自述》，第200—20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35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彭德怀自述》，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6]《彭德怀自述》，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2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0]《萦思录》编辑小组：《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老帅在长征中》，第3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12]《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回忆史料》（2），第307—308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
[13]《彭德怀自述》，第203—2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彭德怀自述》，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8—4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16]《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徐向前传》，第232—23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121—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九四九）》第十四册，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0]同上书，第124页。
[21]军事科学院《许世友军事文选》编辑组：《许世友军事文选》，第7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53—5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23]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19页，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5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同上书，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