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我军党委制的形成时期
我军实行军队党委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因此，可以说，军队党委制和我军的诞生是同步的。只不过那时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组织形式叫前敌委员会，而不叫党委员会。
1927年7月，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为了加强党对这次起义的领导，7月27日，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位同志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中央并指出，这一前敌委员会，是“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的党的领导机关。这就说明前敌委员会是领导起义的权力核心。
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军各军建立了军党委，各师建立了师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者党支部，有3个以上党员的连队还建立了党支部。为实行党对起义军的独立领导，中央明确规定了“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指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活动”[2]。
对于前委在起义部队中建立的各级党的组织，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1927年12月21日中央在给朱德及其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全体人员的指示信中要求广大官兵“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3]由此可以看出，党在南昌起义时就在部队中建立了全面领导整个起义的“我党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并同时在军、师中设立了党的委员会，团有党总支或党支部。当然，基于当时的环境条件，这一制度是以秘密方式表现的，因而其领导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秋收起义”标志着我军形成了以党委制为主要形式的领导体系。“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组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集体领导组织。
1927年9月，出于长期斗争的考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江西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进军途中，在江西永兴县三湾村，毛泽东组织进行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在军队实行了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同时前委向连、营、团三级委派了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书记或者党委书记，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并且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实施的新型的领导制度。(https://www.daowen.com)
对这种制度，罗荣桓曾经评价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4]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所余部队和湘南起义农民军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为党代表。红四军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等5人组成。在毛泽东主持下，红四军在部队中建立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组织。
前委和军委的职权划分是：前委是边界党和军队及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对内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队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毛泽东、朱德在红四军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得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29年3月，中央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要求他们在部队建党中进行“参考”[5]。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的军队建设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以前更积极起来。”[6]这就确定了以党委（党部）支部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从而为我军党委制的巩固和发展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