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孙中山感叹“今天的革命非学俄人不可”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进行武装斗争一再遭受失败的绝望时刻，国内外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他思想发生了转变。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不但震动了全欧洲，其影响也深深波及与其紧邻的中国。对北方邻邦发生的革命，孙中山是抱一种欢迎的态度的。他把它看成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苏联共产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夺得全国政权的现实促使他经常反问自己：“外国革命六年成功，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
他开始关注苏联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红军建设问题，希望能够有所借鉴。1921年8月，孙中山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复函中恳切地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8]
苏联红军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组建的。1918年1月，当俄共（布）中央所属的军事机关讨论建立红军问题时，与会者一致赞成在军队中建立党支部，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18年3月到4月间，政治委员制度首先在红军中建立起来，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有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可靠的、忠诚的卫士；政治委员拥有广泛的军事指挥和行政权力，任何一项命令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签署都是无效的。1918年下半年，作为政治委员的助手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军队政治机关又相继成立。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年轻的苏联红军官兵政治素质大大提高。面对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苏联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其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战斗力引起全世界震惊。
苏联红军采取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重，注重对军人的精神教育的做法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启示。孙中山强调：
“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9]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的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们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10]
“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11]
“我们用以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我们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2]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也深深地触动了孙中山，从中他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13]这表明孙中山开始改变以往对群众力量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开始重视发挥群众斗争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的伟大力量。
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建军思想，对孙中山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早在护法运动中，朱执信愤于桂系军阀的跋扈，开始探讨军队的改造问题。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建军方面的文章，积极地为建立一支真正为革命党的事业服务的革命武装出谋划策。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他十分欣赏列宁创立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苏俄军队。
孙中山对朱执信是极为赞佩的，称誉他为“中国的有数人才”之一，倚之如左右手。护法失败后离粤居沪的两年多中，两人一直生活、战斗在一起。朱执信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思想无疑对孙中山新的建军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多次发表文章，对孙中山提出忠告。如蔡和森在第一期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如果一味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纵横捭阖，用这个办法来抵抗暴力，将会失掉革命的生命。在《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一文中，他又希望孙中山依靠民众，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并以苏联红军的成功为例。
李大钊也在1922年8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在以上诸多因素作用下，孙中山开始和苏俄直接接触。
1922年8月间，身负建立中苏关系重任的苏俄代表越飞来函与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回函和他交换意见时，特别注意了解了苏俄军队方面的问题。稍后，他在同越飞会谈中，又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1922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密谈了五天”，畅谈了有关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情况。马林研究了中国的政局，认为香港英国政府一定不允许广州革命政府发展，陈炯明与孙中山也不能相容。因此他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建立革命武装首先要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也就是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革命理想信念、用革命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骨干，这个任务应当通过创办军官学校来完成。孙中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种兴奋心情从他于同月在对滇、赣、粤三省官佐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出来，他赞扬苏俄军队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
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谈中，对红军的规模，它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反复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一种传统习惯的改造更是要经过一番周折。中国旧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方式等等是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对它的改造也必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革命党人的建议、苏俄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促使孙中山思想上开始重视组织革命武装。但是，他的这种认识还是不够彻底和坚定的，行动也是迟缓的，而且表现出两面性。
例如，从1922年6月至1923年8月，孙中山把裁兵视为消除军阀作梗的可行办法和对军队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为此发表关于兵工计划的宣言、讲演和书牍达十多次之多，大力宣传化兵为工的方案，并表示“决裁粤军一半，以昭示天下”。但另一方面，他为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在1922年秋组织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中，却又依然企图利用军阀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他把西南诸军作为依靠力量，委任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沈洪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并且积极拨补军饷，组织联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依靠诸路军阀的武力，仗是打赢了。1923年1月，滇桂军队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孙中山于2月离沪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但打跑了狼却引来了虎的历史在重演着。打着革命旗帜的滇桂军盘踞广州，讨饷索弹，飞扬跋扈，根本不听指挥。而且“有奶便是娘”的本性使他们在诸多军阀的收买下纷纷叛变。
南路驻军吕春荣、邓本殷等部投降了陈炯明；沈洪英叛变后攻占了韶关；海军司令温树德率“永翔”等四舰脱离大元帅府的领导。
此外，盘踞惠州的陈炯明部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又开始蠢蠢欲动，分三路企图进攻广州。
孙中山的政府再次危机四伏，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客观形势表明：必须有坚强的革命武力，才能挽救革命政权被颠覆的危险。
利用军阀的结果，反为军阀所利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惨痛经历促使孙中山坚定了对掌握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创建革命武装工作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1923年8月，孙中山专门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特别是建立军官学校的经验，以求取得第一手材料，同时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即沈玄庐）也是代表团的成员，考察团在苏俄考察4个月，于12月中旬才返回上海。
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纵论“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他说：
“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故收效仍小，故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矣！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皆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胆识、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4]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正式开始实施。会议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他指派蒋介石、廖仲恺、邓演达、叶剑英等人组织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从此，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