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之争
1961年5月，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荣桓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机关、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问题，充分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自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各机关、院校也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或小字报的方式，把一些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对“左”的东西提出批评和疑问的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使许多干部不敢讲话，心情不舒畅，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罗荣桓注意到了机关、院校这种现象后，专门作了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当时，在干部中经常议论的话题主要是农村形势。有些人认为，农村形势不好，刮五风，中央也有责任。但有些干部则认为这种态度是右倾，有点像右派进攻。一扣这个帽子，大家便不敢说话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有没有责任？农村搞得那样，中央老早就承认有责任，没有登报就是了。中央搞了“十二条”还不行，又搞“六十条”，就是承认有责任。中央并没有把责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负责。
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无疑是一个支持和解脱。
当时，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纠正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对于这种纠正，罗荣桓积极拥护。他在这些讲话中，依据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体分析了“三面红旗”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总路线，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号的同时，又着重指出：问题是在执行中间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工业方面，战线拉得很长，只讲产值，不讲规格品种。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兴修水利，只讲多修，不讲配套。
关于“大跃进”，他认为，许多指标过高了。“什么卫星田，一亩五万斤，就是那样吹起来了。”他说，大跃进要有个边，不能没有止境，不能不讲条件。
关于人民公社，他针对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也要有一个边，不计报酬的劳动不对。”“大肆宣传不计报酬的劳动，不促成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才有鬼呢！”[11]
他认为，这几年许多干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讲清楚存在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思想斗争过火。在两次讲话中，他都具体分析了思想斗争过火的具体表现。(https://www.daowen.com)
他首先讲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倡的，称之为“大民主”。然而，历史，尤其是后来十年动乱的历史却证明，它非但不是什么民主，而且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生活。当时罗荣桓还不可能提出废止“大民主”的问题，但是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其使用的范围。他大声疾呼：进行思想教育动不动贴大字报就是受不了！他明确指出：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问题时，不能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应该搞得细致一点，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应该提倡在干部之间开展谈心活动。
他还分析了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然而，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把坚持实事求是说成是“右倾”，而且还把“批判从严”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辫子”。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十分沉重地说：“过去打击面太大了，抓住一两句话就整人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算总账，这样搞哪个人能受得了？因此伤了感情了。”罗荣桓认为，对批判从严有必要作正确解释。他说：“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账。这样效果不好。”[12]
在总政1961年1月25日的部务会议上，他还说：“要很好研究执行中央‘处理从宽’的方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同志是这样做的。这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是毛主席建党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有些干部不愿执行这一方针十分不满，告诫这些干部“要认真执行这一方针，不要把自己装得很‘左’”。[13]
1961年6月22日，罗荣桓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14]他说，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必须维护党的民主。
他认为，对思想性质的问题不能压服。他说：“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15]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像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所谓“上头”和“下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16]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17]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像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呢？”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