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叶剑英与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即，邓小平就以军队整顿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整顿。
1月19日，邓小平在解放军各大单位领导同志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军队要安定团结》的谈话。他指出：“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还要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邓小平回答说：因为“军队的思想问题一大堆”。在1975年7月1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就是“肿、散、骄、奢、惰”五个字。他说：“很多同志提出，希望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1]，从而达到“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的目的。1976年4月，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落”，也使酝酿中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途夭折。
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2月，经过充分酝酿，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整顿领导班子问题、关于形势问题、关于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问题、关于纪律问题、关于团结问题等5个方面问题。
关于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强调要用好“四种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迅速改变软、懒、散的状况。”[2]
关于形势问题。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但是，我们“就是要抢时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3]
关于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问题。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够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4]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掀起了部队军地两用人才培养活动的热潮。
关于纪律问题。邓小平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当然，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政治工作就要管这个事。搞好三大民主，要从连队搞起，从各级党委搞起。
关于团结问题。邓小平强调：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
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召开和邓小平、叶剑英等的重要讲话，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会之后，邓小平等同意多数人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明确把会议主题定为“集中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开，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邓小平提出，方法有两种。很明显，第一种应该也只能是“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才能“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第二种是“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但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5]。
根据中央军委全会和邓小平等指示精神，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进行研究，决定由梁必业副主任具体负责会议的筹备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这是从提议到召开经过几年时间，特别是经过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军政工会议，因而成为在重要转折关头肃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与影响的会议。因此，开好这次会议十分重要，而关键是要有好的会议文件。这期间，梁必业等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领导起草会议文件上。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主要文件有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韦国清在会议上的报告、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服役条例等。后两个文件原来已有基础，关键是下功夫搞好前两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先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古田会议决议等重要历史文献，了解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原则和传统。接着，梁必业等组织讨论邓小平对会议主题的指示，认为，邓小平的指示主要有两个基本思想：一是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研究如何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二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政治工作如何去做。之后，围绕政治工作建设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广泛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搜集素材。
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和影响，梁必业等强调文件必须体现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这一根本思想。因为它既是我军阶级性质及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军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因为人民军队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在政治上就会失去生命力，在军事上将会丧失战斗力，便不成其为革命的军队。政治工作关系到军队的强弱、胜败，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6]
邓小平十分关心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先后几次召集总政领导同志座谈，并作出重要指示。整个文件形成都是按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去起草和修改的。
1978年3月20日上午，邓小平同韦国清、梁必业、徐立清、颜金生等谈话，对会议几个主要文件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
第一，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心就是要把决议搞好。在审看《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决议》草案送审稿后，邓小平认为，决议稿写得比较简练，但不够全面。要写全面一些，要把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总结的全部好的经验都写进去。决议稿对三大民主等内容不突出，所以“要充实，要强调”。邓小平还说：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是好的，这次写决议要把好内容都吸收进来，把林彪塞进去的私货去掉。现在政治工作内容比较复杂，教育训练也和过去不同，比较难做。我们历来讲政治工作要出战斗力，光嘴巴讲不行，要扎扎实实地做。军队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写上，奖惩制度也应该写上。“这个决议要作为今后学习和检查的主要文件，以后大家看这个决议基本就可以了。”“政治工作要保障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过去练四大技术（指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出战斗力，现在情况不同了，要掌握现代化战争知识，要一兵多能，干部要指挥现代化战争。在这些方面，报告稿也好，决议稿也好，都接触不多。“要把决议的重要之点抽出来，加以阐明发挥，这样报告就有力量了。”[7]
第二，会议主题报告“要更多地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全军指战员怎么做”。邓小平说，报告稿有的部分重复，理得不清。报告对保证训练质量没有讲，政治工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院校提了一句，不够。院校很重要，要起集体干部部的作用。揭批“四人帮”篇幅过大。“四人帮”的毒害可以概括地讲，主要是讲揭批“四人帮”的深入问题、处理问题。报告不一定面面讲，思想要解放一下。报告就是要有针对性，要抓住重点，抽几个问题展开讲，集中讲，讲透。报告就是“要讲清楚新的条件是什么，在新的条件下，应该怎么讲纪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提高战斗力，怎么发扬优良传统”。他举例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指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中的敌军工作现在讲不出很多内容。但在新的条件下，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过去不同了，怎样把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搞好，有许多内容可以讲。驻军应当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这是军民关系新的内容。
总之，决议、报告就是要解决在新的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的问题。邓小平举例说，年轻干部到地方比较好安排。“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要作风好，艰苦奋斗，能上能下。要既能管好军队，又能做好地方工作”，再加上学习一些相应的本领，这也是新条件下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要强调一兵多能，干部多学些本领，转业以后工作就好安排了，就能较快接上工作了”。军队干部如果思想好、作风好，转业后会做政治工作，会做管理工作，地方也会欢迎。此外，邓小平还对干部考核与奖惩、整顿作风纪律、政工干部以身作则、把军队办成大学校等问题作了指示。[8]
根据邓小平指示，全军政工会议期间，到会全体同志人人动脑、动口、动手，集思广益，讨论修改决议草案，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尔后，成立了一个由8个大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修改小组，集中研究分析大家的意见，对决议、报告的中心思想、内容、结构和文风，都作了较多的修改，再次印发大家讨论征求意见。叶剑英和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后，会议文件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最后由韦国清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讨论通过，形成给军委的送审稿。经军委通过后，由中央批转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历时41天。出席会议的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总政治部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共383人。这是结束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根据毛泽东思想，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总结建国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问题。讨论修改了有关部门拟定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草案）。
5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分别在会议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系统回顾了我军五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语重心长地阐述了“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的问题。
他指出：
毛主席从缔造我军之日起，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做为我军的生命线来看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坚持我军的宗旨，就要脱离人民。团结是我军的力量所在，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坚强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军队就会涣散、瓦解。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政治工作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要打仗的，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使部队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英勇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有这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
叶剑英强调：
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想，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9]
叶剑英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原理。
6月2日，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回顾了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阐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包括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用大篇幅讲了实事求是问题。他强调：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0]
他反复引用毛泽东有关除了实践，“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的论述，尖锐地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1]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直接批评了当时有人坚持的“两个凡是”[12]的错误方针，有力地推动和引导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详细地阐述了政治工作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条件较之于以往，邓小平提出了两个不同：一个是，“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一个是“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
他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3]比如，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则，如何贯彻好军民一致原则，怎样坚持官兵一致原则等。
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4]
第三个问题，邓小平特别讲了破和立的问题。
“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军队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的问题。我们多次讲过，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我又讲过，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起码要起这个作用。”[15]
第四个问题，邓小平专门讲了以身作则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邓小平专门对政治干部提出了要求：“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