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陕西地域文学概论

总论 陕西地域文学概论

在中国这块神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发芽、发育、成长的文学,作家们由于受自己所处地域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地域风格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它与地域文化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从不同的地域文化角度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者按照不同地区,把《诗经》中的“国风”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此后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就大量产生,区域性的文集也不断地相继问世,但还没有形成“文学地理”的具体概念。20世纪初,自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就开始将古代文人的一些关于文学地理学说片段的言说条理化,只是没能持续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受苏联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地域性”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和话题,无人敢提,文学地理学说的研究也就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学术环境也宽松起来,文学地理学在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凭着自身的魅力,在国内再次掀起热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再度重视,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蓬勃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800多篇,如金克木先生所撰写的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主张研究文学艺术应当从地域的角度来探讨;曾大兴先生的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为“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开创了先河。此后又有一批文学地理类的著作相继得以出版,其中有《北“风”与南“骚”》(陶礼天)、《魏晋本土文学地理》(胡阿祥)、《文学:地域的观照》(陈庆元)、《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戴伟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梅新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刘跃进)、《京派海派综论》(杨义)、《世族与六朝文学》(程章灿)、《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浩)、《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沙先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涉及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研究”“文学家族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流派研究”等,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不仅解决了传统文学研究解决不了的诸多问题,还为相关的“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方法,可是它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正如陶礼天在《北“风”与南“骚”》中所说:“没有树立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就不能够使中国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做到逻辑严密,别择精确,特别是对古代许多文评概念、审美范畴,如气质与清绮、温雅与雄健、实际与虚无的探讨,作出‘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的分析。”[1]他极力倡导发展文学地理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

所谓“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