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轰动文坛
路遥是一个要干大事的人，他没有陶醉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的喜悦之中，他要做人生中的大事了——进行《人生》的创作。为了构思这部作品，路遥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部作品是1981年写成的，但我在1979年就动笔了。我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1980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没有交织起来。”[25]他知道这部作品对于他太重要了，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关照，不能随随便便写出来。试着写完以后，自己觉得很不满意，没有传达出深层的东西。第二年，他又另起炉灶，但依然没有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那种内在的思想与情感张力。他苦闷，他绝望，他愤怒。亲手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一页页撕掉。此时的他，仿佛陷入一片沼泽地带，在四处无人的绝境中进行一场悲壮的长征，像一个宗教教徒一样虔诚地等待着灵光一闪的可以把它写出来的那一时刻的来临。
1981年，经过近两年的沉思和准备，他终于要钻进自己编织的罗网，去开拓文学生活的疆土了。于是，他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回陕北黄土地的征程，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进入了忘情忘我、如痴如癫的工作状态，苦熬了整整21个昼夜，完成了一场名符其实的文学征战，创作出13万字《人生》作品。这期间，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26]当他背着用圆珠笔写成的沉甸甸的稿件来到榆林的时候，脸上掩不住做成一件大事的兴奋之情：“要么，巨大的成功；要么，彻底的失败。”正如我们看到的，他获得的是巨大的成功。
1982年，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在第6期显著位置发表了《人生》。与此同时，《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凭借着他多年来的阅历积累和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体验，小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变革时期城乡交叉地带（时代、地域、性格和冲突等等的交叉）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农村青年在爱情、事业等人生道路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心理。他第一次把当时条件下青年人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把丑恶与庸俗的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笞，由衷地赞美普通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道德力量。
《人生》的发表，在中国文坛和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双重轰动，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它带着生活的芳香，以小说、电影（1984年全国公映并摘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戏剧、广播剧等等形式，从文坛走进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面的读者心中，路遥和《人生》家喻户晓，“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青年的人生出路。文学界也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好评如潮，各种评论文章就有120多篇，激起了广大读者强烈反响。
路遥的另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它在《当代》1982年第五期发表并获该刊年度中长篇小说奖。只是《人生》太耀眼了，人们无暇顾及这部优秀的作品，因而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读者的足够关注，其实它和《人生》一样，标志着路遥作为小说家的成熟和独特风格的形成。
《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27]路遥，一个给人们奉献了这样一部杰作的人，的确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不仅如此，《人生》的巨大冲击更波及整个陕西作家群，陈忠实多次用“刺激”一词谈到这种对他创作带来的“摧毁与新生”的震撼和信心。于是，陕西文坛自此摆开了长篇小说竞赛的“大会战”。因而，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五部长篇小说“井喷”式同时出版的空前盛况，这便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陕军东征”，其中就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和程海的《热爱命运》。
但是，此时的路遥却异常清醒：“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28]“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29]
他认定：“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30]
从此，路遥出发了，开始了雄心勃勃苦役般的文学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