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学流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黄土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始祖——黄帝，在黄土大地上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有着几千年文化的融合，使它含蓄、深沉；几千年的雕刻，几千年的沉淀，使它精致、隽永；几千年的琢磨，几千年的蕴藉，使他内蕴、独特。再加上周秦汉唐的遗风和延安红色文化传统，思想和文化上常常自成一体，受内陆地域环境影响较大，受到西方“洋派”文化的吹拂浸染较少，因而陕西地域的文化氛围、文学环境重视的是历史，强调的是传统，所谓的“现代派”“先锋派”文学在陕西这块土地上时兴不起来。当时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是陕西文学的中坚，他们都出身于农村并长期生活在农村，虽因后来上了大学或从事文学这一职业而进入城市工作，但在文化和格调上并不能与城市文化相融合，其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更多的是面向当下或面向历史，讲述文化知识，感悟文化现象，评析人情的冷暖，抨击世态的炎凉，引发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但是真正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促使这种特殊的黄土地文化意识觉醒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强烈渴望社会变革的意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浪潮掀起高峰，国门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技的、人文的种种信息如潮水般涌入，如此强烈地触动、撞击着中国人的生命脉搏。流行歌中的“80年代新一辈”的年轻一代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和巨大的人生动力，在西方富裕的经济生活、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的人文生活强烈的刺激下，他们积极寻找不同于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生存方式，渴望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
适逢其时，从陕北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路遥以极其出色的中篇小说《人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高加林，他那渴望走出偏远的、落后的黄土地，渴望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对自己新的人生、理想、爱情的热烈而悲壮的奋斗追求以及经历的挫折和痛苦，正好切合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路历程，加之路遥创作中具有的巨大艺术魅力，使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初，立刻引起了空前的社会轰动效应。稍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青年导演吴天明和路遥合作，将《人生》搬上了银幕。优秀的编剧，出色的导演，撞击视觉的、引人觉醒的黄土地摄影艺术以及精彩的表演艺术，既成就、奠定了吴天明著名导演的地位，也使《人生》的影响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黄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方式是中国农业社会生存方式的典型代表，路遥《人生》展现的“黄土地”形象，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审视、反思农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引起一代人的思考。这种思考明显地带有20世纪80年代特定社会思潮倾向的特点，即由伤痕文学转向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随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电影《黄土地》，对黄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现状批判、怜悯的外观式的审视，再次引发关于对陕北黄土地上人们的命运思考，也更触及历史的深入思考。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艺术作品，以局外人审视的眼光和理性的、批判式的态度，几乎代表了当时面对农业文化的一种汹涌的文化思潮。纪录片《黄色文化与蓝色文化》、音乐、流行歌曲等等，一发而不可收地滥觞在中国大地上。
2.回眸寻根的恋情
寻根文学出现在1985年前后，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文化意识的觉醒，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唤起了文艺工作者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总体上是以伤痕——反思——改革的潮流不断地向前推进，百舸争流，最终都行驶在一条文学的河道上。出现拐点、分流和各自不同的追求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985年，先后呈现出了“先锋”和“寻根”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一个向前求索，一个向后探寻；一个前瞻，一个后顾。这正像在路上行走的旅人，一味地闷着头向前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便不知该何去何从，需要稍停一会，前瞻后顾一番，进行正确的辨别。
寻根文学经历了当下现实生活的伤痕——反思——改革潮流之后，在对不断变化观念和方法的现代派文学进行打量之后，力求做到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并且把目光更远地聚焦在本土上，力图重新梳理和思考民族生存及民族发展的“根脉”。从上古时代的人文景观、民风民情、风土人情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上，来探究寻根文学所关注的对象。寻根文学希望通过对被边缘化或被遮蔽的远古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探究巡查，捕捉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民族心理性格，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他认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1]“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如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失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2]他又分析说，这样的文学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3]他的这一“寻根”主张引起了李陀、郑万隆、阿城等作家的关注，也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赞同。阿城在他的《文化制约着人类》中，谈到了文化对人的深层制约作用。他认为：“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制约着人类”，“古今中外，不少人已在认真做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即使写改革，命运深广的社会背景，也只是头痛写头，痛点转移到脚，写头痛的就不如写脚痛的，文学安在？”[4]他们的这些相关文章，都提出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希望文学能够将目光从社会层面透视到文化层面，进而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行单纯的政治层面剖析的这一创作方法，寻根文学早已彻底地摒弃了，它主要把笔触伸进了探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以及历史文化的心理结构之中去，从对社会政治批判的层面上升到对民族历史命运和历史文化反思的层面，使得寻根文学成为当下的主流文化，突出表现在它既写民俗，也写贫民百姓、一般的俗人，还写中国人身上永远摆脱不掉的劣根性，但并不停留在新旧民俗的较量上，也并不是一味地赞美那些凡夫俗子纯朴的人文情怀，也并非以此为批判重点去挖掘揭露中国人身上故有的劣根性。主要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文化根脉，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比如在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文学作品中，充溢着秦汉的明月，高扬着秦汉的雄风；王安忆在她的《小鲍庄》里，对儒家的仁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阿城在他的《棋王》中，淋漓尽致地折射出道家思想的神韵；反映“葛川江系列”的李杭育，在他的作品中将吴越文化的精髓彰显的惟妙惟肖；楚文化和儒家的仁义思想多多少少被韩少功的作品所涵盖。这些作品或写边民的原始气息，或写乡村的古老遗风，或写儒家思想的感召，或写道家文化的滋养，民众的人格精神，大为改观，耳目一新，这也给陕西地域作家带来了新的视阈。陈忠实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5]
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青年一代的内心世界快速地呈现出土崩瓦解的趋势。向往新生活、渴望新生活，是时代不可抑制的集体冲动与渴求，但是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情感深厚的传统生存方式告别，又让社会集体意识深层不断地闪烁出恋恋不舍的痛苦回眸，历史和人生都不会有回头路可走。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崩溃的、遗弃的、不得不放下的种种熟悉的情景在一代人眼前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快速消失，人们将必须与那些曾经让人痛苦渴望改变的、熟悉的又留恋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做历史的告别。就像脚下站了几千年的立足之地，此刻，将在震动中破碎，尽管曾经渴盼变化、渴盼震动，而此时的震动之剧烈、决绝，已远远地超出了集体意识所能承受的范围。此时，寻根的情怀通过文学艺术再一次成为一种时代情感趋向，回响在文学艺术界。向黄土地寻根，向深厚的土地生存方式寻根，怀念中的反思，批判中的忧伤，无法安宁的灵魂，又似乎只能用黄土地那忧伤的、高亢的、幽默的、留恋又情不得已的“信天游”抒发表达了。这时对普通民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流行歌曲，如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的《信天游》；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等等，几乎唱响中国大地。这时期寻根文化意识导致的对农业社会以至于中华民族之根的追寻反思中爆发出了巨大艺术潜力，文学、绘画、电影、音乐等等方面，使这时期的文学艺术群星灿烂。
3.告别农业社会的伤痛情感体验
20世纪80年代黄土文化的觉醒，究其本质，其实是从路遥《人生》引发的。《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既渴望冲出这贫瘠落后的黄土地，寻找一种黄土地上新一代知识青年不同于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能够走进城市，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残酷与艰难，农业社会在转型的初期还没有为他提供广阔的社会出路，作为“体制外的前行者”，所有的个人奋斗皆以痛苦的失败而告终。高加林失败后以“背叛者”的身份迫不得已又回到黄土地，作品在结局中给痛苦不堪的高加林安排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动人深情的场景：高加林扑倒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伤心的眼泪，十指深深地扣在泥土里。生他养他的黄土地，让他痛苦，又随时可以宽容地收留他、接纳他，让他回归。可是这种回归对渴望走出黄土地的高加林来说，又是这样的让他不甘心、不情愿。“逃离——回归”成为《人生》情感矛盾的重要特征，其实也是这一时期更多青年的内心矛盾的特征。黄土地是逃离者的大后方，又是随时可以回归的“老家”。就像王安忆在回忆路遥的文章《黄土的儿子》中写到的一个情节那样：“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时，就对路遥提出了一个大胆科学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上迁徙出去？这话其实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出了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了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很有感情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6]黄土地上的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那份情感却是如此的丰富。在时代的急剧变化到来之际，作家以其敏感的艺术，深刻地、生动地反映出了即将告别农业社会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的矛盾，这一矛盾冲突构成了20世纪末黄土文学和黄土艺术的丰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