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不易
1942年8月3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河南岸的一个偏远的白鹿原北坡的一个小村子——西蒋村，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父亲有一点文化，会打算盘，也能写毛笔字，还能读小说、剧本，喜欢看古典小说。童年的他攀折灞岸柳、沐浴灞原风、浸润霸陵雨，在千古文化堆积而成的白鹿原下挖野菜、拾柴火，在黄土窝里爬摸滚打，在灞河水里淘洗的嬉戏当中，长到了上学的年龄。1950年春8岁的他，便和哥哥一起合用一只砚台走进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所学校——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西蒋村小学（这是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10岁时，改迁到东蒋村上学，读完四年制初小，然后到灞河对岸的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上高级小学。他系上头一条红腰带[45]过后半年，小学毕业了，他和20多个同学一道，跟着他们的班主任杜老师，徒步到离家30多里的历史名镇灞桥投考了中学，学校是西安市第三十六中，由于三十六中的初中当时还在修建之中，他的第一学期是在大东门外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室上的课，离家太远，只好在学校寄宿学习，在同班50个同学中，他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于是便坐在了距讲台最近的第一张课桌上。
上初中的时候，陈忠实对文学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了验证，使我欣喜，使我惊诧，使我激动不已”[46]。像大多数喜欢文学的青少年一样，他便“开始憧憬自己在文学上的希望了”，“甚至想入非非”，[47]年少的他第一次展开文学畅想，不知道文学创作有多么的艰难，梦做得天花乱坠、五彩纷呈。可是不久，苦涩沉重的生活刹那间就将他无情地抛回了乡村祖居，因为穷困，他辍学了。父亲实在无力一下子承担两个儿子一起上学的昂贵学费，只得让当弟弟的他先休学一年，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辍学的他在家看妹妹，经常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一天，乡政府的书记到他们村来视察工作，正好碰上这个抱着妹妹游荡的孩子，很以为怪，以为他是个痴呆儿，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休学了。问他休学的原因时，他不说。书记只好问村上的其他人，当书记得知他休学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时，书记发火了：新社会还有孩子失学，实在是本乡土的耻辱。他立刻与中学校长通了电话，要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孩子尽快复学。校长马上同意让陈忠实复学，并答应每月发给他6元的助学金。那时对贫苦家庭孩子上学有助学规定，后来陈忠实换了几个学校，到第十八中学和第三十四中学读书，这些学校给他不仅有助学金，而且每月还升为8元钱，直到高中毕业，这成为陈忠实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48]。陈忠实又上学了，然而要维持学习的生活重负依然不轻。“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49]抵御贫寒和自卑的唯一手段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渴望以出色的成绩坚定地证明自己的不凡，努力使自己摆脱自卑的困扰。自卑一方面使痛苦不堪的他感到特别抑郁，另一方面，自卑又成为他不断学习的主要驱动力。
1957年，15岁的陈忠实开始读初中二年级时，语文课进行改革，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程。文学课本里有一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他很是惊讶，觉得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农村的语言，居然能写成文章，进入中学课本？于是“我也能写小说”的念头便在他的心里悄悄萌生了，在图书馆里去找那个令他崇拜着迷的赵树理，并开始阅读了他平生的第一部小说《三里湾》，“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的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悉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悉的相邻旧时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的”[50]。之后便开始不断地学习和模仿，并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两千多字），这是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的作文，教语文的车占鳌老师给他“前所未有的大篇幅的评语”[51]，得了5分，又在“5”字的右上方添加了一个“＋”号，那是满分的满分，是最高的奖赏，这篇作文对他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陈忠实一生中的第一篇小说，是冲破自卑和偏见的有力证明。在车老师的扶掖下，他第一次懵懵懂懂地知道了什么叫“创作”，开始蹒跚学步在神圣的文学殿堂前。强烈的文学兴趣诱使他开始了对文学创作的尝试。1958年11月4日在《西安晚报》发表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诗歌《钢·粮颂》：“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他与班上的常志文、陈鑫玉组织起一个文学社——“摸门小组”，借以表达大家因苦于寻找文学创作之门而不可得以及对文学痴迷追求的向往之情。在文学社成立的同时决定创办文学墙报，并定名为“新芽”。首次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散文习作《夜归》，登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文学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