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服务方向
文学艺术为人民的事业、为党的事业服务，作家应当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反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革命要求，这是革命作家柳青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是柳青艺术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服务方向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一总题目下，柳青对于作家与人民、与时代、与党的事业，人民事业与党的事业，政治性与时代性，政治与生活等等诸多关系都进行了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深刻独特的探究。在柳青看来，文学既是人民的事业，也是党的事业，二者是一致的，文学既不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图解一时的政策，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政治性与真实性是统一的，正确的政治观点是从生活中得来的，只有这样，作品才能经受时代的考验和历史的考验。
1.文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事业
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事业，这是柳青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是他的创作能出色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的重要保证。在柳青的讲话笔记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复地论述了文学事业和人民事业、党的事业的关系。
柳青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70年代，反复地向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提出过“三个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的说法。柳青认为，“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这三个学校没有毕业的期限，活到老，学到老，这也就是“六十年一个单元”的思想。“什么是六十年一个单元呢？意思就是：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1]柳青为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是文学是人民事业、党的事业的原则，在这位作家身上的具体化。
“一个人确定志向要从事一种事业，应该对这种事业有相当的认识；这样，他才能具有坚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听到别人说不好也不气馁，一直坚持到最后成功。”[2]作家的自信和坚定，来源于对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无比的忠诚。这种自信和坚定，如果有一丁点的动摇，就不能在党的文学道路上前进。柳青说：“在创作的苦闷中，应该这样想：‘我不管在艺术创造上怎样困难，但我要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永远做一个积极的革命者。’”“只要你不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时刻记着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的空谈，都不能利用你前进中的困难把你诱出轨道！”[3]
2.人民的需要就是作家的责任
革命的作家总是把自己的艺术视野、关注的眼光，放在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和迫切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上，总是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通过自己的头脑，过滤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写的方面和事物。人民作家总是从对人民是否有利这个根本立场出发，来决定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就是一个人民作家的责任。
柳青是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米脂农村，同劳动群众结合，改造思想感情，比较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大多数劳动群众服务的思想之后，才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同积极参加党的其他革命活动有机地统一起来。此后，柳青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没有脱离我们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的实际斗争，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他都以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活跃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是以党的实际工作者的身份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能手，在中国当代文坛享有声誉。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柳青尽管经历了多次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的变换，经历了政治形势巨变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经历了体质和年岁的由强到衰的巨大变化以及进入生活后期的越来越严重的病痛的折磨，都丝毫没有减弱他对同人民利益有关的各种实际工作、实际问题的关注和热情。人们从柳青已经发表的和还没有发表的各种关于党的实际工作的讲话、总结、经验、建设等等文字材料中，可以得出多方面的结论。但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作家绝不是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干预生活的实践家，是同人民群众一起扛生活担子的热诚的革命战士。
柳青这种积极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始终处于生活的激流中，和劳动人民休戚相关，并为他们服务的精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只有在革命的实际工作中，才能永葆旺盛的革命热情、敏锐的政治感觉，不断地从劳动人民中间吸取各种养料，同时也就获得了丰富的艺术创造的原始材料，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永远扎根于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
3.文学是为人民、为政治服务，不是为少数政治家服务
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而不是为少数政治家服务，这是柳青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中自觉遵循的原则。
在《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柳青谈到自己这方面的体会时说：“历次错误路线几乎无一例外，都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任意践踏艺术的规律，对文艺创作搞瞎指挥。作家和艺术家，如果真做人民群众的牛，就会抵制错误路线，顽强地服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如果由于种种令人遗憾的原因，脱离开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文艺界的宗派主义。”[4]文艺服从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这和作家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所谓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就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就是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意志和要求而进行的自觉的斗争。而党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柳青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譬如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合作化高潮和人民公社化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政策和方针；而且这些政策和方针，有过正确和错误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我理解就是说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认为写革命历史的小说，不顾各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政策和方针而写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方法。”[5]
柳青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文艺反映现实，反映阶级斗争，要符合历史真实。当然，这也不是要求作家在作品中图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要站在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原则立场上，“依靠自己的全部直觉，包括眼睛、耳朵和声音，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群众生活里头”，从而对现实的斗争生活做出历史的具体的真实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