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跻身文坛
1968年,立新公社(过去的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撤销,陈忠实到立新公社东李八年制学校(戴帽中学,原东风小学)任初中教师。也是在这一年,他和一个连初中都没有念完的农民姑娘结婚了。婚后,立新公社借调他去协助搞专案“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他凭着朴素的良知和正直的责任感谨慎对待每一件案宗,耐心细致地处理每一份材料,他绝不允许将一个无辜的人推向深渊,尽力帮助落难的乡里父兄。
借调一直到1971年6月,他被公社安排到卫生院工作,担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在这里,他学会了打肌肉针,并组织十多名医务人员先后三个月进山采药,而且在《西安日报》副刊编辑张月赓的盛情相约之下,他以和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到灞水之源的秦岭山中采药时听到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感人事迹为内容,写了一篇被蒙万夫称为“半个艺术品”的《闪亮的红星》,发表在这一年11月3日的《西安日报》副刊上。这篇散文,是陈忠实中断了六年文学写作之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干涸了六年的文学神经润泽了。此后,又有散文《老班长》[58]、革命故事《配合问题》[59]、散文《雨中》[60]的相继问世,使陈忠实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久陈忠实成了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由11年的民请教师转为国家正式干部,1975年又被提拔为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
为了保持心灵的纯净,他不停地下到生产队,尽力挣脱繁杂公务的缠绕,参加农业大会战,平整土地,修理梯田,筑水库,拦河坝……整年累月地忙活在生产第一线上。这些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层面的不断开阔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成为他全部创作取之不尽的巨大矿藏和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生活的激情不曾泯灭,无数个辗转不眠的夜晚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最终突破了自己。1973年7月,当他的散文《水库深情》亮相于《陕西文艺》之后,神秘的高门槛让他跨过了。紧接着陈忠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之后》[61]发表,一炮打响,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高家兄弟》[62]、《公社书记》[63]、《无畏》[64]一年一篇的连续发表,使他在当时的文坛,尤其是陕西文坛确实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几个短篇,给陈忠实带来的极大声誉,远远超过1965年发表的那几篇散文,它们在当时的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文学殿堂的神圣大门终于向陈忠实敝开了。
短篇小说《无畏》,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波谲云诡,先是被肯定,紧接着被否定,甚至还成为陈忠实的一条“罪状”,对他的个人命运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小说的主旨是从主流意识立场出发,展示共产党内部一股“反动复辟”势力,在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反扑和被清除。作品中的主角一个是县委书记刘民中——作者以他暗指刚刚恢复职权的邓小平,以提倡“整顿为纲”对抗“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主角为跃进公社年轻的党委书记杜乐——数年前的“造反派”领袖,作者以他作为刘民中的政治对手来捍卫“文化大革命”。刀光剑影、硝烟弥漫,斗争结果自然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获得决定性胜利。
陈忠实从一个民请教师,一路仕途畅通,当了公社副主任和副书记,因为这部作品,他被撤职了,一年多时间里,天天在接受审查,结果发现他与“四人帮”的一脉势力没有任何干系,也未在其工作中发现有失职渎职的任何错误,事后又任命他为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这时,他便挪到西安市城外幽静的南郊住了下来。“我当时因一篇不好的小说而汗颜和内疚不已,就近于残酷地解剖自己。我躲在文化馆的一间废弃的破房子里,潜心读书,准备迎接文艺的春潮。我明白,从思想上清除极左的东西也许并不太困难,而艺术上的空虚却带有先天的不足。我企图通过一批优秀的短篇的广泛阅读,把‘左’的艺术说教彻底扫荡;集中探索短篇的结构和表现艺术,包括当代的一些代表文学新潮流的作品,也都读了,企图打破自己在短篇结构上的单调手段。在泛读的基础上,我又集中研读了莫泊桑的一些代表作。到1979年春天,我觉得信心和气力都充实了,就连着写出了一些短篇。”[65]人生中的这段经历,使他认清了自身的不足。彻底否定了自己,最终经历了一个“自虐式的阅读”阶段,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