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柳青文学风格形成的影响

“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但都指向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这一终极目标。”^[6]柳青出生在陕北，在这块辽阔神奇的土地上，始终对文化有着神圣和尊崇的态度。让孩子有文化，是生存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祖祖辈辈的梦想。柳青的父亲和祖辈一样，对自己的儿子寄予了同样的期望，早早将柳青送进私塾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奠基性教育。其一生执着的文学追求除了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爱好和天赋，不可否认与传统文化教育对个人人格和人生价值观形成有着深刻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成就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层次来描述和要求，柳青将“立言”作为践行“立德”“立功”的手段和途径，并将其作为人生的使命，终生追求不息。祖祖辈辈对文化的强烈渴盼和儒家文化信念中不息的使命追求奠定了柳青坚韧不拔和勇于担当的文化性格。

陕北大地波涛汹涌的大革命和延安文艺精神给柳青文学个性的形成注入了另外一种活力。积极为时代精神服务，为新时代的主人翁工农兵服务，这一时代的使命，使柳青的社会认知有了新的高度，其文化视野更为宽广，文学创作方向和奋斗目标更加明确。这种自觉地对新时代充满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意识，让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为了展现伟大的时代精神，他积极努力地寻找实现他创作主题的资料素材，他将黄土地上的农村农民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在这一片雄浑神奇、辽阔奇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地上，一个透着对历史和时空具有穿透力的陕北汉子柳青，带着对土地的深深挚爱与深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黄土高原植树种草弃耕还牧的设想，然而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也不能够证明他提出的建议有多么的伟大，这只是进一步证明他作为黄土地的儿子，对母亲的一份痴爱，他以宗教般的虔诚挖掘记录着这里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变化。在他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后，他没有自豪和骄傲，依然冷静地在总结他的创作得失。他认为：对作家来说，由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要想做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当三年乡文书是远远不够的。不断深入生活、深入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长期的，不能是走马观花的，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为了完成《创业史》这部史诗巨著，他毅然而然地放弃了北京的大都市生活，放弃了高官厚禄，带着全家人在陕西长安的皇甫村扎根生活了十四年。他的这种敢于担当的社会历史使命，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认定的目标，“为文学献身的悲壮精神”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农村生活真诚的感情和深厚的生活功底，为他对乡村世界的细致描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多地关注乡村人的命运和生活本身，使他笔下的乡村生态世界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并形成他坚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正如柳青自己所说：“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