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
现实主义自20世纪初引入中国，虽久经坎坷、几度沉浮，却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许多次灿烂的辉煌。进入新世纪前后，现实主义的命运、前途和地位虽受到质疑，然而经过风雨的磨洗和筛选，无论是偏重“写实”兼具别样的创作原则，还是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精神追求，现实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落伍，而且成为文坛的主流意识；不仅没有失却它的光芒色彩，而且还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熠熠生辉，大放光彩。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执着探索的作家那里获得了新的生机。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就让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1.文化精神的倡扬
陈忠实以饱含着对家乡热土的挚爱浓情，在《白鹿原》里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民情民俗活动、民间文化、神秘事项，用一支朴实、凝重的笔展示了家乡关中平原白鹿原上的民俗，对家乡的神秘文化也表现出了不可抑制的执着与迷恋。
《白鹿原》细致地描摹了生活在白鹿原上千百年来民情风俗自然渗透的乡村故事，广泛涉猎，深入探究了白鹿村的文化景观和形态，将白鹿村的山川河流、民情风俗、居住环境、婚丧嫁娶、占卜星象、鬼魂附体等诸多内容在《白鹿原》中尽情展现。
《白鹿原》中作者将神秘文化痛快淋漓地加以描绘，使农村落后的文化禁忌、风俗习惯得以细致详尽的展现。白嘉轩在每一房妻子死去，他的父亲白秉德不遗余力地为儿子再娶奔忙，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在接连死了六个妻子后，为了家族的兴旺，白嘉轩顾不上守孝三年的风俗，将第七个女人仙草很快娶进白家的大门，仙草为了活命，不想像前六房那样早早地去见阎王，她在腰间系着用桃木削成的六个小棒槌驱鬼；当白鹿原瘟疫蔓延横行时，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挂着桃树枝；白嘉轩为胡氏压惊用抓豌豆的办法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到处摔打驱鬼等等，对这些用来驱鬼的办法进行了生动形象刻画，来解除人们对生命毁灭和死亡的恐惧，同时也说明世间有“鬼”的迷信思想在农村农民的心里根深蒂固，无法驱除，进而对中国农村落后愚昧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抨击与揭露，对读者有警世意义，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和探究。
在《白鹿原》中，小农经济意识与儒家经典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农业文化与农业劳动相杂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如女人所从事的就是在家里做饭洗碗、侍奉长辈、相夫教子、纺线织布、缝缝补补、做些家务，男人所从事的劳动便是修房种地、收割庄稼等，以此来表现中国农民所过的传统世俗生活以及他们的心灵活动。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中，将“大题材”“主旋律”等传统文学观念在大力倡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进行了一次宏大的消解，借助对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摹写，来达到深刻揭示民族灵魂隐秘历史的目的。
陈忠实对儒家传统文化是一心向往的，《白鹿原》正面审视了儒家传统文化，通过对如诗如画般的田园生活描绘，对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正统文化人格做了深情的赞誉，描述了它曾经作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文化，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和优秀因子，揭示出在现代文明思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没落的趋势。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全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眼光，他的努力在于，即使写阶级斗争，也尽可能多地浸润浓厚的文化色调，把原先被纯净化、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到它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58]。《白鹿原》作品中所涉及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风云事件，仅仅只是作为服务的背景而产生的，来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文化意蕴，是历史外在表层的现象而已，并不是事物的原因而是结果。作家以哲学家的睿智、史学家的深邃和文学家的敏感客观冷静的审视、描写历史，还原历史，使笼罩在历史本质现象上的层层迷雾得以揭开，还历史本来面目。将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天理人欲生存死亡置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决不游离于白鹿原这个凝注着传统宗法社会，不游离于各种人物自身的性格，将蕴含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色彩与极其冷峻的哲理思辨精神在作品中加以表现，使其具有深刻历史性。
《白鹿原》对历史文化的冷静思考，是同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长篇小说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它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高瞻远瞩，也是同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其他长篇小说不可企及的，显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含量。
2.悲剧色彩的增加
在白鹿原上繁衍生息的人们，大都生存艰难，命运多舛，悲剧结局的一致性令人感叹万分、唏嘘不已。“它是那样古朴、苍凉、沉郁”[59]，宗法社会制度的保驾护航者、维护者、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者、践行者白嘉轩以儒家传统道德修身齐家，制定族规乡约，规范人的行为，严于律己律人，抑恶扬善，赈济灾民，但又充满悲剧色彩。儒家正统思想教育下的儿女们，一个个长大后都背叛了他，长子白孝文从小是他按照族长的标准精心打造的接班人，经不住引诱，堕落了，抽大烟、睡女人，卖了房子、卖了地，连吃饱肚子都难，最后沦为乞丐；女儿白灵是他的心肝宝贝，进城学习文化，受到新思想的启蒙教育，没有听从他的安排，最终毅然决然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从儿女对他和家族的背叛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现代文明潮流和社会政治斗争双重打击下，他所精心营造的理想精神家园轰然坍塌，他所营造构建的美好宗法社会成为泡影。
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还写了那些不幸地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女人们，揭露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缺乏爱情的传统婚姻观和家庭观对她们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伤害，她们没有追求、精神麻木，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所谓道德准则束缚着她们，而并不自省，还一味地笃信、盲目地遵循，最后变成了这种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牺牲品。她们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打扫院子、生孩子、侍奉公婆、伺候男人，这种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就决定了她们对爱情、对婚姻的要求只能建立在生殖、温饱的基础上。主人公白嘉轩死一个娶一个结婚的目的，并非出于对爱的痴迷与追求，而是遵从中国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繁衍后代作为家族的精神寄托而已。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描写了许多在“三从四德”影响下的农村女性形象，不管是年长的仙草、子霖老婆，还是年轻的兆鹏媳妇、孝文媳妇，她们都过着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生活，惟有田小娥有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不管是哪种生活方式，生活在白鹿原这个饱受儒家正统文化思想浸染下的她们的命运都是悲惨凄苦的。鹿冷氏的身份是鹿兆鹏的媳妇，她是一个受封建思想文化影响很深的传统农村姑娘，没有受过正统教育，遵从父命，与鹿兆鹏完婚，自从她嫁到鹿家的那一刻起，就过着“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活寡”的寂寞日子，丈夫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冷落抛弃了她，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她顶着名存实亡的婚姻，长期禁欲守节，为那个不爱她的人，坚守着女性的节操，然而，强烈渴望丈夫抚爱她的情欲却在内心蠢动着，她期盼着得到异性的呵护和关爱，痛苦地挣扎着、等待着这无望的情爱。在这种无望的等待中，慢慢地度日，寂寞地等待，然而结局只能是在黑暗的梦中与丈夫的一次次欢会，奇怪的是她梦中的情景只是自己和公公和小叔子，“发羊癫疯似的”在炕上“一搭颤抖”，并以此来打发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寂寥的岁月和长夜，可梦中宣泄欲望的对象丈夫的影子越来越模糊不清。尤其是公公鹿子霖酒醉后的乱伦行为，不停地在她的“胸脯上揉捏”，这个有违伦理的举动，并没有使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反而唤醒了她的人性，对性欲的渴望越来越急切，当欲望与理念的冲突越来越强时，她无法忍受这寂寞的时日，终因想男人而想“疯”了，得了一种怪病——淫疯病，父亲冷先生不为女儿着想，只是一味地为了自己的面子，给女儿下药，最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泯灭了父女之情，丧失了人伦之爱，最终被“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扼杀了。田小娥是一位违背封建天伦的女性形象。她在父亲田秀才逼迫下，嫁给了比自己大几十岁年近七十的郭举人为妾，“郭举人娶下那个二房女人不是为了睡觉要娃”[60]，而是将其作为性奴隶和延年益寿秘方“泡枣”的工具，用她的话讲自己“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61]。在遇见黑娃之后，扭曲的情感和压抑的欲望，得到了合乎情理、合乎人性、合乎天道的宣泄，事情败露后不得已与黑娃私奔了，来到了“仁义白鹿村”，他们俩的这一大胆妄为的举动震撼了整个白鹿原。然而她只是希望得到鹿家的承认、公婆的祝福，进祠堂、拜祖宗，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在温情的仁义白鹿村，她的越轨风流被认为大逆不道，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容，“整个社会都不能接受她，而不光是白嘉轩不能接受她、朱先生不能接受她、公公不能接受她、父母不能接受她”[62]，她道德沦丧的忤逆行为，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秩序所不容，最终被白鹿原村民视为不“洁”之妇，受到歧视，遭人唾弃，被迫到村外的一孔破窑里栖身生存，被永远拒之于宗族祠堂的大门之外，被拒之于正统的礼义秩序之外，为了能够将黑娃救出来，她被叔公鹿子霖占有偷情，乱了纲常。白嘉轩为正风纪，当着全白鹿原村人的面，用枝条打得她伤痕累累，卧床多日不能起身。对白嘉轩她采用了报复的手段，在鹿子霖的指使下她勾引白孝文上炕，最后成天与白孝文一起鬼混，吸食鸦片，浑浑噩噩度时光，混光景。这个充满春青活力的年轻女子虽是死在公爹的长矛之下，为乡民净化道德秩序，平息“乡民”的义愤，实质上她最后是被那个社会的儒家思想“仁义”所劈杀的。不甘“怨死”的田小娥要为自己澄明冤屈，用死后闹鬼的方式报复白鹿村，用魂附公公的方式折磨鹿三，用“野鬼附身”的方式折腾仙草，用托梦婆婆的方式洗清自己，并引发一场瘟疫制造恐怖，在“白鹿村”实施“报复”，以至于死后都要被镇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与超生，使她从白鹿原人的精神世界中彻底灭绝。
《白鹿原》中的黑娃是一个人生起伏最大，黑白两道都厮混过的、最令人扼腕的悲剧人物。他是长工鹿三的儿子，出身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童年的他是在没有现代文化的封建落后的宗法村社里度过的。他的身上具有中国农民如土地一样的淳朴、粗犷、倔强、豪爽的性格，聪明、坚韧、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生性好动而又不安分守己的特点。这种富有“挑战性格”的特征导致他与白鹿原这个等级森严、尊卑有秩的宗法社会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不断地发生着各种不和谐、各种摩擦、各种碰撞、各种小矛盾，以致最后走向反抗这个社会制度的道路，这是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反叛，他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气质，后来烧了粮台，砸毁祠堂，还当过白鹿原村“农协”的小头目，也做过二当家的土匪“二拇指”，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招了安，学为好人，在这个全国临近解放的前夕，举行兵变，进行起义，最终投奔了革命队伍，进入到革命的阵营，后来却被革命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和他一起长大的县长白孝文枪毙了。
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一群具有革命热情、斗志激昂的年轻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境和难题，最终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抑制吞噬。鹿兆海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死的悲壮，死的光荣，成为白鹿原人的骄傲；白灵在整风运动中被无辜地活活埋葬，为自己追寻的革命理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通过对白鹿村年轻一代各自不同的命运描写，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也写出了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归宿。总之，陈忠实就是通过对作品中各种不同人物真实客观的描绘，客观冷静地剖析了这个民族的整体性格特征，展现了整个中华民族心灵的隐秘变迁。
3.传统现代的结合
《白鹿原》发表以前，陈忠实都是以中短篇小说活跃在文坛之上的，不管是短篇、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巨擘，他始终坚持使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问题。在思想内涵的表现上，作者能够高瞻远瞩地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以现代文化视域，深刻地探索着文学主流中的宏大命题：人性的、民族的、道德的、人类命运等，显示了传统的固有模式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作者一往情深地将写实工笔投向他痴爱的世世代代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农村生活，描绘农民为生存艰难的命运而进行的抗争。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作者有意识地将多元的创作方法融贯在自己的作品中，抛弃了单一模式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使自己的艺术世界不断丰富，进而趋于完美境界。在美学审美的意蕴上，不及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认识价值，逊色很多。作者第一次将西方现代派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巧妙地在《白鹿原》中加以使用，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并将它融会贯通在陕西黄土文化的背景上，从而打开了我们审视作品蕴涵的视野，拓展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疆界，为后继者做出了榜样，供他们批判地借鉴和吸收。
陈忠实说：“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6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并不满意，也对原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满意。《白鹿原》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独特的生命体验，把神话传奇、民间传说、历史传记、占卜祭祀等多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在作品中，以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把神鬼文化、性禁忌、生死观等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吸纳在作品中，以一种宽容的写作情怀把象征主义、意识流手法、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化中的表现手法融聚在作品中，将多种意识，如“现实与非现实”“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等杂糅在作品中，以达到突破和超越自我的目的，实现自己对艺术追求的迫切期望，将人们引进一座色彩斑斓、精彩纷呈的艺术世界。
“白鹿”在《白鹿原》中是一个基本意象，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白鹿”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是最具隐喻意义的象征符号；“白鹿”是真善美的化身，寄托着白鹿原人的生活理想；“白鹿”是中华民族对图腾崇拜的产物，寄托着白鹿原人的精神追求；“白鹿”是人文精神的原始意象，构成整个作品的灵魂；“白鹿”是华夏古老的集体记忆，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愿望；象征着千百年来人世间太平安宁、神秘富足；预示着人民美好理想的生活幸福及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白鹿”在白鹿原上一直辉映着“美与善”“幸福与腾达”“安乐与和平”的灵光。“白鹿”不仅以传统的方式成为白鹿原人的梦幻追求，还以中国传统神秘文化的色彩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犹如太阳神把幸福和光明带给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白鹿村人。作品中的几位重要的人物命运都和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带有某种神秘的象征色彩。“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啦唧的弱苗子变成了黑油油的绿苗子”[64]，荒凉的土地顷刻间化作了良田，那些害禽毒兽也“悄然毙命了”，即使是丑陋的女人也变得如月宫里的嫦娥，丈夫干活回家后，竟然一下子认不出是自己的老婆在屋里干家务，尤其是在战乱和饥馑灾难的痛苦时期，“白鹿”便成为拯救人们出水火的上帝。朱先生的仙逝，则永久地唤去了白鹿，白鹿消失。
《白鹿原》中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幻觉和梦境。主人公白嘉轩的第六个妻子胡氏就曾经在梦中梦见过丈夫前房的五个已经死去的妻子：其实“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65]。白嘉轩的宝贝女儿白灵在被活埋的当天夜里，她的奶奶和她的母亲不约而同地梦见了一只白鹿在她们面前委屈地流着眼泪，而白鹿转瞬间又化成了白灵。长工鹿三刺杀儿媳小娥之后，小娥魂灵依附鹿三，借公爹鹿三之口痛苦地哭诉着，以澄清自己的冤屈，证明自己的无辜，仙草和鹿三的妻子在梦中获悉小娥被鹿三杀死的情境竟与实情高度吻合。在这里，作者将人物潜意识中隐秘的心理活动通过梦境表达出来，要比直接描绘人物的外部行为来得更加深刻，也更接近人的本质特征，意义非凡。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死亡进行了很有特色的摹写，“人物不同，死法各异”[66]。小娥死了，仙草死了，孝文媳妇死了，鹿三死了，白灵死了，兆海死了，朱先生死了，黑娃死了……这些人死得令人恐怖、令人震惊、令人不安，陈忠实在这里以描绘“死”的无情来凸显“生”的价值。被白鹿村人称为“婊子”“贱货”的田小娥，生前不是好种，死后也只会是个恶鬼，自然死的不那么光彩。她死后又有太多的不甘心，于是魂附公公鹿三，使其精气风干而亡，然后再托梦给婆婆和白嘉轩妻子，以洗清自己的冤情，证明自己的无辜，最终在白鹿原上引发大瘟疫进行报复。朱先生是“白鹿精魂”[67]，他学富五车、知识渊博、才高八斗，是白鹿原上颇有名望的大儒，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和预测力，是白鹿原人的精神领袖，是个半人半神似的先知先觉者，他不仅通晓人生，还精于卜卦测算。在书中有这样一些事例：“日头如火，万里无云，街巷里被人和牲畜踩踏起一层厚厚的细土，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叮咣叮咣走了一遭，那些躲在树荫下看守粮食的庄稼人笑他发神经了，红红的日头又不下雨穿泥屐不是出洋相吗？小孩们尾随在朱先生屁股后头嘻嘻哈哈像看把戏一样。……正当庄稼人悠然歇晌的当儿，骤然间刮起大风，飘过一层乌云，顷刻间白雨如注，打麦场上顿时一片汪洋，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有天晚上，朱先生诵读至深夜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仰面一瞅满天星河，不由脱口而出‘今年成豆’”[68]。果然那年大旱，耐旱的豆类抗住了干旱而获得丰收。“后来以至发展到丢失衣物，集会上走丢小孩，都跑来找朱先生打筮问卜。”[69]……更能以超常之举预知身后之事，他在死后留下“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要求，几十年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些人挖开朱先生的坟墓时，没找到一点值钱的东西，唯一找到的是一块阴阳卯合的神奇砖头，上边写道：“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70]。“生”不食人间味，超脱一切，“死”也不同常人，脱俗成仙，像高僧一样圆寂，死的悲壮崇高，庄重凛然，白鹿也随他一去不归，消失得无影无踪。《白鹿原》中的“白鹿”意象，象征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以“仁义”为中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化力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彻底。朱先生被赋予白鹿精神，在他的身上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优秀精髓，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东方神秘文化塑造的预测学者通晓一切的渊博学识，他是作者笔下国家整体与乡土社会中相互独立疏离的家族之间的精神纽带，表现了艰苦岁月里中国知识分子有节气操守的优秀品格。
《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但作者“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71]。突破了单一、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和文学观念，采用多元复合的文化价值观观照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内容，将人物内涵的多维性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性相互融合起来，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进行了巧妙地运用，从而丰富、拓展、加深了作品的内容涵义，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世界里获得了空前成功。
4.乡土方言的植入
《白鹿原》的语言，尤其是人物的语言明显带有地方特色，具有浓郁的陕西乡土气息，富有生动、紧凑、劲道、丰富的地方语言，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没有影响作品的质量，反而为作品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和韵味。正是因为有了乡土方言的植入，陈忠实的小说语言才彰显了他的个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多见的以方言创作获得称赞的作家之一。“《白鹿原》的语言是所看到的最好的语言，陈忠实可谓得关中方言之精髓者，方言字词的选择是无可替代的，准确而富有诗意”[72]。陈忠实是地地道道的关中人，几十年一直生活在生他养他的家乡，未曾远离过家乡的这片黄土地，一生创作的作品都与自己生活过的家乡紧密相关，作品以描写农村题材为主，这个农村题材是生他养他的家乡农村题材；作品中的情节素材都是根据他深入生活和查阅资料所得来的事件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进而进行整理加工创作而成的；在语言的运用上，采用了自己家乡浓郁的关中土语、关中方言，并对这些方言的运用达到了几乎无可挑剔的程度，例如下面这些方言“麻缠”“懒兽”“大（父亲）”“碎崽娃”“谝闲”“亲蛋蛋儿”“斩劲”“踅摸”“受活”“尻蛋儿”“整日价”“瞎瞎病”“二眯”“二杆子”“大大爷”“跷尿骚”“胡吣”等等，读者联系上下文的意思，不难理解这些土语方言所要表达的含义，方言土语的恰当使用，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更加生动，具有与他人不同的“这一个”鲜明的形象特色。
《白鹿原》中还运用了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雅”的一面，显现在作品的描述中，“俗”的一面，彰显在人物的对话上。然后按照各自不同的身份、年龄、履历来表现不同的程度和情调。比如，在作品的第二十五章里有一段专门描述白鹿原瘟疫灾难的情景：“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73]这段文字中，不同感情态度在前几句话与后几句话的雅俗色彩被呈现了出来，书面描述特别冷静，有不动声色的比喻和方言口语的运用，将作者关切和焦虑之情表达有声有色。再看看另一段儒雅格调的风景描写：“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一种喧闹之后的沉静。灌渠渠沿和井台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苞谷秆子。麦子播种几近尾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在发出麦苗幼叶的嫩绿。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清晨的冷气使人精神抖擞。”[74]这段文字对陕西关中一带特有的自然地理风貌的景象进行了相当典型描写，中国的其他地区是不大会有陕西关中一带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的。因而使用了契合关中特有的自然环境描述的具有刚劲硬气、场景质朴自然，贴切关中特有的民风乡情和自然环境。
《白鹿原》具有“画中诗、诗中画”的描绘就是关于白鹿的“出场”。“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跑过之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令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上的老娘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的混杂的沙粒，秃头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成了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75]在这里，“白鹿”已经上升到一种神灵化的境界，具有了超越现实的能力。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准确把握了关中方言的精髓，有效地利用本土这份方言文化遗产，吸纳了一些独具魅力的关中方言土语，并成功地运用到作品之中，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显示了作品的独特性和地域性，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气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陈忠实小说中的关中方言非常丰富，数量之多，简直是一个关中方言集成。”[76]在《白鹿原》中，作者对方言土语做了精心的选择和使用，营造了方言氛围，灌注了方言语气，蕴涵了方言神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看看白孝文在贺家坊楼前欣赏折子戏《走南阳》剧情的介绍：“村姑对刘秀死气白赖打诨骂俏动手动脚的骚情举动明着恼暗着喜噘嘴拒斜眼让半推半就实际上好的那个调调儿。”[77]这是一个长达五十个字左右的长句，作者没有使用一个标点符号，以这样的长句内容通过关中的口语、词汇来流畅表达了闲人们对那种调情狎昵情景的陶醉。这里作者运用“骚情”“烧包儿”这两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关中方言词语，表现说话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身份，人物一开口，立刻跌入“俗”的窠臼，用语言“俗”的功能，传达一种意和情的圆满整合，给人留下深长的韵味。还有一例，作者如果不使用方言土语似乎就不能够酣畅淋漓的表情达意，用做注的方式让读者明白其意。“交农”运动的骨干贺老大，对黑娃进行的“风搅雪”运动表示非常钦佩和由衷的赞赏时说：“你们比我争。”[78]“争”在此意味着“胜出”“高于”“厉害”等义。再比如说一个人不够机灵，反应特别迟钝，关中方言土语往往就会说：这个人“瓷”得很。《白鹿原》中“同人们都绷紧了脸，瞪瓷了双眼气不敢出”，“瞪瓷了”指眼睛瞪大了，人物的惊愕失神之态跃然纸上。实在是“土”得可爱，俗得到家，一个“瓷”字尽显了人物的呆滞木讷、笨拙愚陋之态。著名评论家屠岸认为：《白鹿原》的“语言虽然经过了认真地选择，凝练简洁而有关中地方特色，方言多，但没有令人看不懂的炫耀、猎奇，而是看得懂、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