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献身文学的悲壮精神
中国传统文人特别重视“立言”，把“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看作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陕西省会——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传统文化的厚积聚集之地。陕西地域作家身上所显现的旷达、古朴、厚道的秉性都源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厚重质朴的黄土大地。贾平凹说：“春到夏，秋到冬，或许有过五彩斑斓，但黄却在这里统一，人愈走完他的一生，愈复归于黄土的颜色。”[28]说明“黄土”对陕西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活习俗和秉性特征方面，还表现在审美意识和人生命运等方面。陕西地域的作家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他们坚信“文学依然神圣”，用一生的心血甚至生命力求创造出一部部足以存史传世的史诗作品，就成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一致追求，坚信“文学依然神圣”，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强烈的意识，杜鹏程、柳青、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高建群等作家作品中都体现了这种为文学献身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精神。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中谈到他当时艰苦创作《保卫延安》的情景，经常通宵达旦，“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减何止数百次”[29]，由最初的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修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又压缩为17万字，最后又变成30多万字，前后被杜鹏程涂改过的稿纸足可以拉一大马车。杜鹏程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凝聚他心血的手稿，“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30]由于书中刻画了彭德怀这一人物形象，使这部作品在1959年后被文化部命令“就地销毁”，“文化大革命”中这部作品又被污蔑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对作者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杜鹏程“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31]，但他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性格，使他不肯低头屈服，被路遥称颂为“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32]柳青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一个殉道者和践行者，1952年他从《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任上离开北京，举家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半山坡一座破旧的中宫寺里安身，在这里扎根落户，熟悉生活，一住就是14年，这在文坛上也是罕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柳青在病痛中创作和修改《创业史》的过程，更是感人至深，路遥在《病危中的柳青》一文中这样描写道：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的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叹息之声！……[33]
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接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窟窿的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憎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的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生一般严峻。[34]
柳青对文学的献身精神，一直激励和影响着陕西地域的作家，使新时期的陕西地域作家继续保持着一种时时刻刻为文学事业献身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精神。陈忠实谈到创作《白鹿原》的最初动因时说：“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楚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35]于是，他回到老屋，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着四年艰辛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创作，最终完成了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巨大工程。贾平凹创作他表现城里人的作品《废都》时，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为自己40岁“仍没美文出来”而“深感悲哀”，这种不满足驱使着他尽快地“逃离”城市，去乡间小镇完成他人生中的第一部写城市的作品。“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冬天冻得捏不住笔”，[36]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中，贾平凹完成了被他称为“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37]。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拿生命做赌注的创作，以致他为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说：“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38]他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就“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39]当他刚从死亡线上救转过来，就立即投入到一座不朽生命的纪念碑《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当中。当代陕西地域作家就是这样为了他们崇高的文学事业执着地追求，他们如一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文学献身者的群雕，巍然屹立在中国大西北的黄土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