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交叉地带
中国作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开始了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为代表的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叙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城乡改革，都已经无法让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对社会文明做出判断。和导师柳青一样，具有大局意识的路遥，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关注着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时代变化的信息被他率先捕捉感受到了，他敏锐地发现：“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5]也正是在这个感受下，路遥确定了自己的书写对象：大都是“城乡交叉地带”的现实生活。以“城乡交叉地带”的人和事为描写对象，笔下的人物多以当代城乡接合部的普通农村青年的成长经历为主，这一经历不仅来自许多出生于农村孩子的亲身经历，也来自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作者还善于通过描写他们的爱情生活的波折来反映新生活中城乡交叉地带一代青年价值观人生观的一度倾斜，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美和性格的复杂性。路遥笔下的人物群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批个性鲜明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作者以热情细致的笔触，绚丽凝重的色彩，写出了社会和历史在他的同龄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写出了书中主人公的思考和追求、苦恼和欢乐。路遥长期生活在城镇与乡村这一特殊的交叉地带，这一地带成为他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片领域，这也是路遥在文学探索道路上由无意识到意识化的一个表现领域，将陕北乡镇、县城和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农村这一带的地理空间称为他笔下的“城乡交叉地带”，并将“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的生活、奋斗在他的作品中加以描绘。他笔下的“乡”是名符其实的、实实在在的，“城”却并非城市而只是城镇，两者的文化落差非常明显。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先城市、再城镇、后乡村的，所以，城乡地带的变化，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窗口。
1981年10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路遥首次使用了“交叉地带”这一词。他说：“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我的作品多是写这一地带的……种种的矛盾……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面对这种状况，不仅要认真熟悉和研究当前农村的具体生活现象，还要把这些生活放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后来（1982年8月）他还提出“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6]路遥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熟悉农村生活，了解农民感情，总是从农村的角度和农民的视野出发，去描写“交叉地带”的种种问题。路遥说：“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7]长期的城乡穿梭生活，使他对各阶层普通百姓和养育他的土地及岁月抱有缱绻的深厚感情，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激情倾注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和劳动人民。关于描写“交叉地带”的问题，路遥这样说过：“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8]。“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和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9]其实这就是“交叉地带”的内在含义，是路遥的独创和发明，他一如既往地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终结。并在《〈路遥小说选〉自序》中，概括了“交叉地带”和作品之间的总体关系。他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10]路遥决定要选取自己熟悉的“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一经历，要把“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的一段生活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要把这种意义下的“城乡交叉地带”作为自己的创作中心。
路遥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11]，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12]。他始终以深深的故乡情结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以生命的沉重意识去领悟生活、阐释生活。沉伏在他心里永恒的诗意象征——黄土大地，“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13]。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无法继续正常地写作时，他都会一个人独自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毛乌素沙漠”，在那里接受精神的沐浴，抛却世间的一切烦恼；在那里观照社会，寻找灵感；在那里“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14]。作为“土著”作家的路遥，受到地域文化的滋润和农民文化的熏陶，接受传统文化的因子，追求着成功，这些都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把自己熟悉的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果戈里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大量阅读和翻阅各种报纸期刊，从更多的资料中，了解时事，掌握政策，再加之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具有博大宏阔、沉郁雄浑的气势，又有情深意长的内涵和丰厚坚实的底蕴，在壮美的风格中悸动着生命的欢乐与苦痛。路遥一生中留给我们的是为数不多，但却足以震撼人心，使人掩卷沉思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路遥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紧密结合起来，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悲欢，一起劳作，一起思考，一起前行，将生活在黄土地上淳朴的劳动人民的平凡生活加以生动的描写和刻画，以此来表达他们旷达奔放的感情，于是就有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铸就的辉煌。路遥曾说过：“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谓‘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15]。他在这“交叉地带”中开掘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让不同的人在这块相同的黄土地上演绎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并常年扎根在黄土地上深入生活，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探索，著述颇丰。他先以短篇练笔，再以中篇起步，写下了《风雪腊梅》《痛苦》《生活咏叹调》以及《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和《在困难的日子里》，他不断寻找“交叉地带”历史积淀过程中青年人的人生命运，最后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铸就了人生的辉煌，这些作品既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奠定了他题材上的选择和定位。
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主要描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农村贫困子弟马建强在城市求学时与饥饿做斗争的故事。主人公马建强，出身贫寒，三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家中患有严重关节炎病的父亲自顾不暇，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一手把他拉扯成人，为了多挣点工分，供养他读书，总是一瘸一拐地在山里劳动，在家里推磨，连下雨天都不敢歇一歇的。即使这样，也无法改变他悲苦的命运，不仅遭受着生理上的饥饿，也遭受着来自人格尊严上的煎熬。在城里上学期间，“穷”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敌人，自顾不暇的父亲，一粒米都给不了他，使他连饭都吃不上，为了填肚子只能到野外寻找野菜野果，常常饿得头昏眼花，连站的力气都没有。纵使这样，他也不动地里的一颗粮食，也不接受他人的接济，捡到天文数字般的钱财还要交给老师，最终在李老师和同学吴亚玲等人的帮助下，战胜了饥饿、完成了学业，并且取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表现出正直无私、坚毅不屈、自尊自爱、拾金不昧的美德。
《人生》是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路遥最为熟悉的生活就是在青年时代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的“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他那样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来说，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都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他开始思考、理解、体会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2年，路遥以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创作出了《人生》这一轰动文坛的大作。
高加林是作者在《人生》里着力刻画的一个彷徨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思想还不够成熟，又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坚定信念的农村青年形象。高加林这一形象，不仅具备现代青年朴实勤劳的品格，也具有善良真诚的传统美德。他是一个既可爱，又可悲；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憎恨的人物。虽出生在农村，地位低下，却有着高远的志向；虽只接受过高中教育，却心系国家，关心着国家命运的大事和国际问题，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喜欢打篮球，乐观向上，抱负远大，与父辈的安于现状完全不同，不愿厮守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一辈子过那种被命运早已安排好了的生活。然而美好的理想与现实的生活总是相距甚远，使他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高中毕业后，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没有门路，也没有机会留在县城做工，只好回到生养他的农村，父亲虽没有权利，但因为他受过教育，最后当上了民办教师。小学教师的职位，虽说不是他所要追求的梦想，但在当时的境遇中，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怀着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热望工作着。可是民办教师的职位很快也被人顶替了，他心灰意冷，只得重新回到土地上过着整天与土地打交道的日子，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让他深深地感到绝望，不知人生的意义何在？失意的他，过着绝望的日子，气愤苦闷、痛不欲生。就在这时，同村美丽善良的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抹阳光。刘巧珍天资聪颖，没上过什么学，也没有什么文化，却是真心真意地爱着他这个“文化人”。她不顾父亲刘立本的反对，在赶集卖蒸馍、给凉水井撒漂白粉和进县城拉茅粪的过程中，对高加林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把对高加林炽烈的爱以她那特有的充满激情的方式进行了表白，虽没有华美词语来表达她的海誓山盟，其实这就是她对爱的直接表露，高加林重新振作了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二爸的关系，高加林成了县委的宣传干事，离开了他做梦都想离开的农村，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县城的工作真的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一时间成了县城里小有名气的才子。他在这里遇到了干部家庭出身的城里姑娘、在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的高中同学黄亚萍，他们经常在一起就能源问题、国际问题侃侃而谈，感情愈加深厚。在黄亚萍这位现代知识女性的感情攻势面前，他忍受了良心的谴责，痛苦地和刘巧珍分了手。张克南的母亲为给儿子出气，向地区纪检委反映，安排高加林到县城工作属不正之风，应予以纠正。地区纪检委核实情况后，作出严肃处理，将高加林清退回农村。高加林只好离开了黄亚萍，再次回到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农村，而昔日的恋人刘巧珍已含愤另嫁他人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黄土地。在命运的捉弄面前，高加林陷入了深深地思索。
高加林的命运际遇，由现实社会和性格的综合作用而形成，折射了当代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斑驳，他被刻画成了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小说触及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目的”[16]。《人生》这部作品以城乡交叉地带为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真切地感受生活中的朴素，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观察敏锐地融入个人人生选择的矛盾当中，把对嬗递着的时代脉搏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思考当中，启示读者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深思。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17]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部小说的一个注解。
《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历时六年，是路遥倾尽心血完成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其间路遥不断地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观察生活，下到煤矿，走进乡村，居处陋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说：“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18]《平凡的世界》也可看作是《人生》的延续，孙少平、孙少安更可看作是高加林命运的延展：走出去或留下来。
反映了路遥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走向成熟的并成为他的代表作和当代文学重要收获的是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它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的父辈和儿女两代人为描写对象，执着地探索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一代的人生道路，并以此为中心，展现了从1975～1985年这至关重要的10年间的时代风貌。
《平凡的世界》故事梗概大致如下：
第一部主要是写1975年初，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出身在位于横断山脉环抱的黄土高原不起眼的双水村世代是农民的孙家子弟孙少平来到原西县高中读书，由于家庭出身贫寒，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很是自卑，只有用勤奋的学习来充实自己难以忍受的饥饿，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劳动积极，是班上的劳动委员，几年既漫长又短暂的学习生活有愉快也有痛楚，当然最大的收获是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视野也拓宽了不少。在同学中，他与处境相近的女生郝红梅相处融洽，他们互相爱怜，互相帮助，产生情愫，被同学侯玉英发现并当众说破后，与郝红梅关系逐渐变得疏远。可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一心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慢慢地也就疏远了孙少平，攀上了干部子弟顾养民，在感情上对孙少平进行了一次伤害。孙少平高考落榜，回到了农村参加了生产劳动。但他并没有消沉，共同的志趣又使他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的女儿、同级不同班的同学田晓霞建立了纯真的友情，在田晓霞的帮助下，他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孙少平的哥哥孙少安，上学时成绩很好，考试总是班上第一，学校的老师都说这个孩子将来准有出息。怎奈孙家家境贫寒，孙少安勉强读完高小便回到队里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和父亲一起挑起这副养家糊口的沉重担子。但孙少安绝不是平庸之辈，他有他的打算，也有他的抱负，他要通过他健壮的体魄和机敏的心智，使他们家和全村父老摆脱世代的贫困帽子。在情感方面，他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县城教师田润叶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孙少安在二叔二婶的撮合下，到山西找到了一位水灵灵的勤劳善良的大姑娘贺秀莲，几乎令双水村所有的人都开了眼界，田润叶也只得含着眼泪与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体制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了加强自己的威信，组织人偷挖河坝与上游的人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轨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农村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孙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孙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田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田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田润叶深感内疚最终回到了丈夫身边，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她的弟弟田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秋孙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孙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田润叶也过上了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田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但是祸不单行，孙少安的妻子贺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田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孙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孙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描写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
孙少平和《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有着相似的身世和相同的经历，都是曾经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在孙少平的人生中，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像高加林那样好高骛远，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城里人”，而是以平和心态在城乡之间反复游走，不管是高中毕业回村当农民，还是进城后下井当工人，他都心安理得地服从于命运的安排，甘心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命运。孙少平始终保持了“乡下人”淳朴、善良、勇敢和勤劳的本色在不停奋斗，他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将自己变得面目全非。作品中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获得家乡人对他的垂青和偏爱，也获得了“城里人”对他的认可和热爱，获得了与高干子弟、城里人、师范生田晓霞的甜蜜爱情。
路遥正是通过对《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这种“城乡交叉地带”人物的叙述，展现了年轻一代在实现自我方式上的差异，表现了对两种文化的认同以及价值判断的不同，也表达了他对当代中国城乡文明和现实关系的真实看法。希望每一个生活在“交叉地带”的青年人，以自身的不懈努力，通过个人奋斗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打拼自己的天下，而不是像高加林那样，靠“走后门”来达到自己满足欲望的目的，直到面目全非，无法融入这个社会。作为作者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孙少平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中国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