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思潮和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的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由于受“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能够深入思考代表中国社会特色的农村人的生存处境。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居住着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直面人生,目击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感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与落后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异,沐浴着“五四”新思潮的阳光雨露,在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下,他们自己熟悉的童年往事、熟悉的家乡父老、熟悉的乡土生活,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用饱含着浓浓乡愁的手中之笔,去书写“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4],将浓郁的地方色彩、乡土气息突显出来。周作人曾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5],这与鲁迅对邰静农的评价如出一辙,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反映了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追求,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的乡愁。
乡土文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乡土文学的表现方式很多,对竹篱瓦舍、民风古朴的描写,是乡土文学表达田园诗意盎然的一种方式;对圆月下朦胧景色的描绘,是乡土文学表达闲适旷远安宁的一种方式;对黑砖青瓦、黄土泥墙的描绘,是乡土文学表达对古朴生活向往的一种方式;对篱笆、老人、黄狗的描绘,是乡土文学表达农村惬意生活的一种方式;对剽悍的民风的描绘,是乡土文学表达粗犷野蛮民俗的一种方式;对愚昧的乡规的描绘,是乡土文学表达陋俗残酷蒙昧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乡土文学不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一味地描写田园的诗意风光,它还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回忆的笔触,来描写农村的客观现实,反映农村的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浓郁的地方风俗色彩和极强的乡土气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含义,即“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的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小说’,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这是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重要标志。乡土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被摧残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他们的悲苦命运。在他们的作品中,运用白描、典型事例等手法塑造了许多既愚昧无知又淳朴厚道的农民形象。鲁迅受传统文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他没有将自己的创作视角停留在对每一地隅的风俗习惯的描写上,也没有停留在对每一地隅的方言土语的使用上,而是将笔触深入到剖析民族命运的高度上来,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揭露丑恶的一面,把对现实的描绘转化成一种深邃的人生思考。
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第一,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揭露与批判。在鲁迅的作品中,无论是未庄、土谷祠,还是乌篷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他都能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审视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第二,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对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故乡的人麻木、愚昧深感悲哀与失望,将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譬如,对阿Q、华老栓等麻木的人们,鲁迅写出了他们在经济和精神上所受的压榨与摧残,同时对他们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每个人物身上都深深地打下了当时的生活烙印。社会的黑暗、自身的麻木、思想的愚昧,使他们具有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悲剧色彩,冷漠、麻木的空气,使得这种悲剧气氛更加凝重,对国民的劣根性给予了深刻的剖析。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制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如鲁镇和未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美好往事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第四,通过富有地方色彩的浅显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来描绘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思想冲突,展现他们的悲欢离合,演绎他们的酸甜苦辣;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让一方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主要叙述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鲁迅将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等范畴指定为乡土小说的本体内涵。乡土小说着力要表现“乡愁”这一文化属性,但是乡愁并不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里产生,它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漂泊的心境、立场和精神,乡土小说中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只有具有光明磊落的独立品格和高人雅士的文化占有者的知识分子,才能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代表。
关注乡土世界中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问题,仍然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潮流。从20世纪30年代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这一乡土小说的叙述中,成为主宰的是以政治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来阐述作品的内容。而作家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又通常是以普通农民的视角来观察的,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孙犁,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塑造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具有敏锐政治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柳青就成为这一时期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