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人物个体意识强化上的超越

路遥是深受导师柳青惠泽的作家。他曾坦率地承认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32]由此可见，柳青对路遥的影响之深。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和柳青创作的《创业史》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方面有更多的契合之处。然而在人物性格更为立体化的把握方面又体现了路遥对“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的创新和超越。

《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反面”人物田福堂、王满银、孙玉亭，也表现出性格的立体化。田福堂的工于心计、追逐权力；王满银的游手好闲、不负责任；孙玉亭的邋遢可笑，又具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这些都在作者的描绘中得到了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的显现。其实路遥对自己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并不认可和赞同，有时会对他们进行善意温和的讽刺，有时会对他们含着微笑会心的理解，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语言上和“转变”结局的设计上表示了难能可贵的宽容和体谅，其实在《人生》的创作中，就已经不再纯粹描写什么是好人和坏人了，理念的转变源于路遥在延安大学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的感受：“我印象最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为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做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当然也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做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了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33]这说明路遥已从导师柳青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在个体意识的强化方面《平凡的世界》还是超越了《创业史》的。路遥在刻画正面人物形象时，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理想英雄主义人物形象化的痕迹，但毕竟与“十七年文学”不同，没有把英雄人物提纯得杂质全无。比如，孙少安与梁生宝一样，一心为全村人谋福利，具有大公无私精神，与梁生宝不同的是他身上有个人的私欲。对他来说，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不受冻挨饿、吃饱穿暖的生活；如何让父母双亲住进自己亲手用青砖箍的新窑，就成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一旦机会出现，条件允许，他便率先在村子里办起了砖厂，成为双水村最早富裕起来的人。历史的发展颇具讽刺意味：《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个人发家致富恰恰是《创业史》中梁生宝当年极力反对的走个人富裕的道路。个体意识的强化也体现在作者塑造的另一主人公孙少平的身上，他有着自己的生活理想，一心想着到外面世界的去闯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在贫穷、闭塞的家乡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自己的现实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为了改变自己不幸的命运，甚至找女医生说情以便身体合格能够当上一名煤矿工人。路遥作品中塑造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是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的人物形象，是新的质素出现的标记，也是路遥作品在新时期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喜欢和欢迎的重要原因，更是历史变化的使然。柳青笔下塑造的人物梁生宝所处的是“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作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体意识”，只不过被国家的政治意识所覆盖和包容了，柳青不可能我行我素脱离时代的裹挟，梁生宝也就只能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副模样。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作家对生活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平凡的世界》早已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呈现出现了“十七年文学”中所没有的新质素，并以柳青式的现实主义完成自己的表达方式。

路遥对导师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路遥的人生曲折坎坷，命运多舛，陕北干旱贫瘠的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民，都使路遥笔下的创作焦点一刻都无法离开现实的生存环境，并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济世情怀”，加之他具有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很容易与现实主义在心灵上产生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