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风俗对陈忠实的影响
民俗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对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故土生活的依恋成为作家进行创作的原动力。故乡风俗对陈忠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陈忠实所生活和生长的特定环境及文化背景，一是《白鹿原》展开故事情节的民俗文化背景。
秦中自古帝王都，虽然作为秦都的西安已经失去了帝王都的地位，然而，这块地域不仅王土遗风犹存，而且从宋代起就明显地受到儒家正统思想文化的约束，这对关中的民俗风情有着至深的影响。
地域民俗风情成为作家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乡村的民间风情、风俗习惯一直以来都影响着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对乡村民俗生活、民俗风情、自然风物、历史遗迹、文化传统、乡土民情的探索与描述，给作者带来了创作的活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早年生活体验对他自己的一生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以此形成了他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就是所谓的乡土依恋或乡土情结。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我们必须看到，风俗习惯对人的经验和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千差万别，……每一个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43]陈忠实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对关中地域风俗文化的描写，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陕西关中地域文化色彩。如祠堂，它是旧时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也可作为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的场所，也是族亲们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的场所。白鹿村的祠堂是一所宗族祠堂，白鹿家族的许多重要家族活动的场所都在祠堂进行，它具备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普遍象征，使位于渭河平原的白鹿村祠堂几乎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民俗文化的标本。如丧葬，《白鹿原》中描写了许许多多丧葬的事，如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鹿三的女人、白嘉轩的妻子仙草、白嘉轩的母亲、白嘉轩的女儿白灵、鹿兆海、朱先生等等，这些人因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贫富、道德、职业、修养及死亡背景，因而作者对他们葬礼的描写也各不相同，有的繁杂、有的简单、有的侧重、有的一笔带过，但无论怎样描写，都是服从于基本的仪式和程序的。[44]住宅文化，也是最能体现关中特色的，以往的住宅形式大概有以下几类：一是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为代表的窑洞类；二是以陕南秦岭山区为代表的茅草房、石板房类；三是以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为代表的瓦房类。《白鹿原》从不同程度对关中地区的住房如厦房、门房、土房、三合头、四合院、窑洞等进行了描写，反映了关中地域的住宅习俗和文化。另外对耕织、家政、祭祖、婚礼、伐神取水、风水、迁坟以及质朴地道的关中方言等独特的地域风俗文化组图的描写，反映了关中地区自然风貌、民风民俗、文化积淀乃至生存观念、价值观念内在激发出了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构筑了陈忠实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陈忠实站在这块神奇、厚重给过他欢乐和痛苦的关中平原上，以无限的深情注视着常年生活在这块新奇、贫穷而又富饶的土地上忙碌的父老乡亲们，感同身受地体味着他们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用他手中饱蘸着激情的笔书写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善良、敦厚、拙朴、坚韧及偏执、固拗，给读者一种带有浓郁关中地域特色的独特的审美享受。
作为黄土地忠实的儿子，陈忠实深深依恋着家乡，以炽热的情感、现代眼光审视着农村，审视着农民，审视着传统文化，以求叙写真实的农村风貌，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家乡故土的挚爱和眷念。
柳青、路遥、陈忠实这三位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的根深深扎在黄土地上，努力追求在黄土地上自由、幸福而又诗意地生存，对黄土地有着深沉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虽然他们后来都从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走了出来，到大城市工作学习，但仍然乡音不改，保留着这份浓浓的乡情，越是久远，越是醇香。正如陈忠实所言：“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做工作。……我是从这个世界里滚过来的，我自己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45]路遥说：“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46]他们的赤诚之心，与农民血浓于水的关系以及对土地的热爱，使得他们的小说几乎全部来自于各自的家乡，持续不断地在关注着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农村当下的发展变化，书写着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悲喜命运与人生际遇。农村不仅有抚养他们的父母双亲，更有哺育他们成长的黄土大地，是农村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事业，也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栖息的精神家园。路遥对家乡陕北农村的热爱之情通过自己写在《平凡的世界》扉页上的文字“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展现得酣畅淋漓；陈忠实把自己早期的小说汇聚在一起取名《乡村》，表达了他对自己生活过的家乡农村生活的热爱。由此可以说明，在柳青、路遥、陈忠实的心灵深处，触发他们进行创作激情的依然是缠结在记忆中的美好故乡。
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在艺术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各自所处的地域文化的深厚情感，进一步表明作家永远是故乡自然生态文化系统的一分子，正如我们人类永远是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网的一部分一样。由此看来，在作家的文学创作生命历程中，地域文化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作用，孕育了作家在特定环境下的文化人格，支配了作家文学创作走向，交代了作家的心路历程变化，点化了作家的文化故乡归宿。
【注释】
[1]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7页。
[2]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7页。
[3]田中阳：《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观陕西作家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
[4]这是鲁迅对乡土作家邰静农的评价。
[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李大建：《试论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湖北民族学院院报》，2000年，第4期。
[7]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年第5期。
[8]路遥：《路遥文集·柳青的遗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2页。
[9]路遥：《路遥文集·柳青的遗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1页。
[10]路遥：《路遥文集·柳青的遗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62页。
[11]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12]〔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3]田中阳：《论区域文化风俗对当代大陆小说文本风格形成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15]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6页。
[1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9～10页。
[1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97～98页。
[18]李小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况及意义——以地域文化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1期。
[19]路遥：《路遥文集》，《在困难的日子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20]路遥：《路遥文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
[21]路遥：《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383页。
[22]路遥：《路遥全集》，《生活的咏叹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8页。
[23]路遥：《路遥全集》，《生活的咏叹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8页。
[24]路遥：《路遥全集》，《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25]路遥：《路遥全集》，《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26]路遥：《路遥全集》，《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27]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1987年，第3期。
[28]李小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况及意义——以地域文化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1期。
[29]李小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概况及意义——以地域文化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1期。
[30]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7页。
[3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
[32]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
[33]陈忠实：《创作申诉》，花城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34]陈彦编：《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90页。
[35]陈彦主编：《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90页。
[36]陈彦主编：《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23页。
[37]李锦航：《当代秦腔艺术教学的创新思考》，《中国戏剧》，2007年，第4期，第52～53页。
[38]陈彦主编：《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王志直〈秋圃吟〉》（4），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25页。
[39]陈忠实：《陈忠实创作申诉》，花城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2～23页。
[40]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第73页。
[4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惹眼的〈秦之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页。
[42]陈忠实：《此身安处是吾乡：陈忠实说故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3]〔美〕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丧葬，关中历来采取的方式是棺木土葬。根据社会地位年龄大小和经济条件优劣，丧葬有简有繁、有厚有薄，但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人在死了之后，首先要对死者遗体进行清洗装扮：剃头刮胡须或梳头盘髻之后，要洗面净身，穿着老衣。如若是非正常死亡者，则所穿衣服不得超过三件。《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前六位妻子死亡之后穿的最多的也不过三件。然后设灵堂，民间一般的规矩是不能让死者躺在原先床上，要把其抬下来，放在用木板或门板搭成的灵床上，盖上被子，脸上蒙上脸纸或蒙脸布，嘴里含一枚麻钱。死者的死讯要及时通知亲友，民间称为“报丧”。一般由死者的晚辈充任外出报丧之职。
[45]陈忠实：《四妹子·后记》，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315页。
[4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