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对于作家及其创作的决定性意义，是柳青一生中讲的最多最精彩、最充分和实践得最出色的一个问题。直到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对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的最后一次讲话中，仍然反复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基础”，重申他多年来所谈的“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的观点。他说：“所谓生活的学校，就是毛主席在《讲话》里说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这是文学工作的基础。如果拿经济事业来和文学事业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基本建设。”“中国有句古语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就是这个意思。搞文学工作，不要搞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搞得再漂亮，是不扎实的。我希望同志们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培养一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想写作，就先生活。”[6]他认为：“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学徒可以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以变成匠人。”[7]
1.一切归根于生活
“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柳青这一关于生活重要意义的观点，是在他选择的生活道路上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其实也是他对毛泽东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深刻理解和刻苦实践。在柳青看来，一个作家从开始成长、提高到有所作为，创作出经得起现实和历史考验的作品；从作家的思想、个性、气质和才能，到作家的倾向、风格和技巧；从作品的题材、结构到内容、语言等等，都是在生活中形成，并由生活决定的。
（1）生活培养、塑造作家。“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8]这是柳青告诫青年作家的一句名言，是他对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全面而深刻理解的一个方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不要等到拿起笔来写小说的时候，在房子里塑造自己。”[9]在柳青看来，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生活的源泉，而且是作家全面成长的基础。
柳青认为，生活的力量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在不断地塑造作家。革命的作家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克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观念。社会生活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事物在矛盾运动过程中所显示的客观规律，总是或快或慢地有力地推动着作家的思维，影响着他的爱憎感情，铸造着他对人生、对社会总的看法。忠实于现实的作家，总是要服从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站在成长的新生的事物一边，把自己的同情和热爱倾注在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上。作家和生活的联系越是密切，越是尊重客观规律，他的思想便越是具有牢固的基础和真理的内容。作家一旦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实际斗争，他的思想对现实反映的能力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于出现各种偏差和谬误，而能够有力地纠正这种偏差和谬误的，仍然是生活。
（2）生活决定作家的思想、个性、才能和气质。柳青说：“读者要求我们：作家的日常生活态度和作品里面的先进思想一致。到底一致不一致呢？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作家要使读者信服的，首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次才是作品中的具体内容。所谓作品扎实不扎实，就是在这一方面来看的。”[10]作品的扎实，是指内容的真实、丰富和深刻，它是作家对生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熟悉、了解深度的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相对的历史确定性和它的作为过程存在的发展变化的绝对性以及它们多姿多彩的表现，培育了那些和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作家，促使他们不仅能牢固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地看待客观事物，清醒地估计现存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严峻的生活规律面前毫不任性，而且能够在现实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肯定理解中，预计到潜在的必然会有的革命转化，科学地展望未来，富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作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革命理想，归根到底，是生活的赐予。
柳青把作家的才能归结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洞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概括力、表现力，并对这五种能力做了简单概括的说明。“所谓洞察力，就是‘对某一事物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所谓记忆力，就是‘把形象的印象在头脑里保持久远的能力’；所谓想象力，就是‘形象与形象联想的能力’；所谓概括力，就是‘把许多形象集中起来的能力’；所谓表现力，就是‘再现形象的能力’。”[11]柳青强调：“不能把天资解释为才能。遗传的天资是这五种才能的一部分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聪明的废物。文学才能的绝对因素是实践的锻炼。勤于实践的人有可能成为文学的天才，仰仗天资而不深入实践的人，有可能自误前程。”[12]
柳青认为，作家的气质更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离开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气质”评定就很难做到公允的进行。他说：“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气质的特征。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水平即最先进的政治觉悟水平，要求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是与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所以，尽管作家在生活和创作中才能和气质都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把文学才能和作家气质混为一谈。”[13]
（3）作家的倾向和风格。作家的倾向和风格，是从生活和研究生活中得来的。柳青认为，作家的“倾向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对文学事业的态度决定的”。[14]作家的“风格就是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整个的人。这种精神面貌是作家的思想、个性、才能和气质的结合起来形成的。它是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15]柳青在《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中清楚地阐述：“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不是在写作的时候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不是在写作的时候才形成的。我说的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不仅仅表现在他和人民群众在一块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他写作的时候。作家在房子里写作的时候，主要的功夫，是用在研究生活上。他总是要回想过去体验过的生活，很好地来理解这种生活，然后才能进入表现的阶段。而真正用在表现的时候，就是说，要把他所理解的生活表现到纸上的时候，是并不费劲的。”[16]
（4）生活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运用语言的能力，主要在于他是否能以自己的作品引起读者的艺术感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引人入胜的场景。作家在进入创作时，不要使用那些艰涩难懂的语言，应当使用一些平常的话语、结实的生活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的精神状态，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自己动起来说话、感觉和思索。柳青认为，生活的语言是第一位的。他说：“毛泽东同志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外国语言中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和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习；但却不要第一。这个顺序是不容颠倒的。语言的魅力在于表达人物自己的感情，而不在于用华丽的辞藻罗列自然的静物和摹写人物的动态。生活语言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最特征、最有力地表达人物自己的感情。在特定的场合，无论多少文学语言，结构得无论怎样精美，也不能起一句普通的简单的生活语言的作用。”掌握生活语言，实际上就是熟悉、理解生活语言所包涵的和揭示的社会内容，仍然是个学习社会的问题，是一个作家深透地了解自己描写对象的各种特征的问题。所以柳青说：“人物的语言能够和人物的社会意识（阶级的）特征、社会生活（职业的）特征和个性特征完全相贴切，这就并不是作家离开生活远一点也可以办到的事情了。……如果他还不能向生活学习得好，好到足以使人物的语言与人物的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相贴切，那么，就差这一步，他还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17]
（5）作品的独创性来自扎实的生活。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常常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发人深思、促人猛省。作家是以生活的干预者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不是落伍于生活潮流之后的消极冷漠的记录者，而是置身于生活潮流之中的积极热情的战士。他们以人生崇高目的不倦追求者的姿态，不只是忠实地再现生活，而且解释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预示生活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文学创作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走在现实生活的前列，因为作家站在生活前进的立场上，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捕捉生活中萌芽状态的事物，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使命。“提倡作家大胆地干预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是作家不熟悉生活，对生活缺乏深刻的研究，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呢？在这种情况下表现自己的勇敢，造成的结果只有不愉快。作家都是聪明人，谁肯自找没趣呢？于是大家都拣轻便路走。”[18]
创作就要表达思想感情，表达思想感情就需要一定的技巧，技巧从何而来呢？技巧都是从别人的书、前人的书或者是现代人的书里学来的，这是一种普遍的认识，然而柳青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思想感情是文学作品的决定因素。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所需要的技巧，首先是作者精心研究生活来的结果，而不是研究前人作品的结果。因此培养杰出的诗人和作家的是时代精神和人民感情，而不是任何权威人士。”[19]“技巧主要的也是从研究生活来的。所以叫做创作。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谁来创造这种新的手法呢？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而不是认真研究了各种文学作品的手法，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手法。”中国有句俗话：“天下文章一大套，看你套得妙不妙。”柳青认为：“这个话，对文学创作最有害不过了。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培养独创精神。从一开始就培养这种精神。因对一种题材，反复地研究，创造出你自己处理这种题材的方法；尽管粗糙，尽管水平低，这是创作。如果是从别人文章中套来的，可能高明一些，但不是创作。如果是独创，由粗糙可以变得细致，由水平低，可以变得水平高，到最后终于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如果是套别人的，不是自己的独创，写一辈子也是在别人的路上跑来跑去。”[20]所以，决不要把借鉴和模仿、借鉴和独创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