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灾难

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彻底轰毁了陈忠实的文学梦想。这时候的他因在小学的教学成绩突出，改变了那里每年连一个高小生都送不出去的历史，已调入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团委书记两年了，虽然由小学教师升入中学教师，但他的身份依然是“民请”。由于他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贫农出身，便被红卫兵组织看中，只有24岁的他被推选为红卫兵的政委，前后共当了三个月，毛西公社农业中学红卫兵的活动不是很多，主要是“破四旧”“立四新”。

当他带领着农业中学的学生从北京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归来时，他所加入的红卫兵也被打成了“保皇派”，很快他便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造反派学生还给他宿办合一的房间门框上贴了一副白纸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横批写的是“送瘟神”，门槛的右上角还吊了一只农村办丧事用的白纸糊成的灯笼，不得撕扯，不得取下，陈忠实三个多月的时间天天面对这些晦气的东西，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这不仅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自然也是他文学使命的终结。

就在他陷入精神危机的时候，没什么文化、在外省生活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先后来看他，劝慰他。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陈忠实觉得如果还要走文学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当他拉着架子车给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面粉厂的麸皮饲料的时候，在西安的大街上与他敬仰的文学大师们不期而遇了：一辆辆汽车上载着“人民公敌”的大师们供革命群众游斗。他们个个头上顶着高帽，胳膊被反捆了，低着头，弯着腰，高音喇叭里还不时传出刺耳的吼叫声，他们就是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顷刻，陈忠实心灵里耸立的文学神圣的殿堂轰然坍塌了。这些文学巨匠们都被打倒了，何况自己一个农业中学的民请教师，还要构织什么文学梦呢？从此以后，他与文学的世界隔绝了，不能再写文章的情势使他极度的惶遽、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然而这场意外的灾变和不甘认命的精神姿态，使他平生第一次完成了对文学创作来说至关重要的生命体验——“真实的艺术效果来自真实的生活经验和升华到理性的生命体验”^[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