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重负与对苦难意识的关注
陕西地域作家普遍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和坚定的文学信念。这种崇高的文学信念，支撑着他们在创作的道路上甘于清贫和寂寞，以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在文学的园地中笔耕不辍。陕西地域的作家柳青，以他的那种近乎“愚人”式的方式观察、体验着生活，杜鹏程以他对文学近乎痴迷的态度，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工地上，频繁地流动着，路遥以玩命式的写作态度，在人生的征途中不停地耕作，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王蓬等对家乡故土生活的依恋和执着的探求，都在各自的文学阵地诠释着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使命和文学创作态度与文学创作精神。
在陕西地域作家中，描写人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不可逾越的创作情怀。生活在陕北的路遥把文学视为自己终生的追求，深入挖掘生活中的人生底蕴，探寻人的生存价值和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和创作的重心所在。他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多忧虑踌躇，少开心欢乐。他所创作的小说氛围大都是压抑的、沉重的，基调也是苦涩的、苦闷的，从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作家对家乡陕北故土父老乡亲的悲悯情怀。路遥创作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以苦难为伴，以悲剧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作者曾这样写道：“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使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他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来支撑啊！饥饿使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40]描写了自己求学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生活。正是这种窘迫的苦难生活，给路遥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这种对人生苦难的独特体验与真实感受就贮满在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路遥作品所独有的苦难情结。《人生》既是写人生的大苦难，也是写农村生活的大困苦，主人公高加林千方百计想挣脱逃出农村，走向他向往的大都市，过上让农村人羡慕的城市生活，这与他无法正视苦难的思想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也与农村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生存的严酷威胁密不可分。曾经为路遥带来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其中对生活苦难的描写更可谓是真实之至。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的生活情状让人感叹唏嘘，他们不仅经受着身体上的苦难，而且也经受着精神上的苦难，他们在苦难中的奋斗精神令人感动。同样是反映陕北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高建群，就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了陕北的历史和陕北的风俗民情当中而乐此不疲，虽然他不是一个地道的陕北汉子，可是他对自己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陕北黄土高原充满了好奇之心，对陕北的民俗风情的描写情趣盎然，他的《最后一个匈奴》被称为陕北史诗、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批评家认为，他的创作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的作者，读他的小说，我们不时会为其中的诙谐语言和民俗场景而忍俊不禁，即就是在再现非常严肃的历史事件，他也能从严酷的事件里发现有趣的细节和展示美好的画面。在他那看似轻松幽默的叙述中，也触及了陕北人的痛苦和眼泪、无奈和悲伤。被陈忠实看作是“死后可以当枕头”的我国20世纪长篇小说扛鼎之作《白鹿原》，是关中农村苦难生活的全景展现，写苦难的生活，苦难的人生；写苦难对人的磨砺和激励，苦难中绽放的是人性的美好之花；写人在苦难中的憧憬和追寻，以浓郁的悲剧意识写农村、写农民，其景可叹，其情可悲，如《白鹿原》中有一段描写小时候黑娃吃鹿兆鹏送给他冰糖吃时的情景：
“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敢动了，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的一声哭了。”[41]
黑娃因吃了一块冰糖竟然幸福得“‘哇’的一声哭了”，此情此景着实使人心里不是滋味。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在特定时期农民生活的苦难，具有很强的冲击力。除此之外，陈忠实还正面描写了白鹿原上的瘟疫蔓延和百年不遇的饥馑，对祖祖辈辈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毁灭性打击。
陕西地域的作家大都在叙写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困难的同时，也写到了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情感折磨和爱情的苦痛。柳青在他的《创业史》里，写到了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爱情悲剧，这使梁生宝的情感饱受着煎熬和折磨；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刘巧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等，他们的爱情纠葛和情感遭遇使他们的身心程度不同的都经历着情感上的困扰与纠结，也经受着极大的相思之痛，相爱之悲，相恋之苦……最终与深爱的人擦肩而过。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各阶层的平凡人，面对家乡黄土地的贫瘠与沧桑、愚昧与苦难、落后与癫狂，并没有一味地逃避和离弃这片“灾难”的黄土地，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凭借与土地一样博大、雄浑、刚毅的气魄，宽容、智慧、耐劳的品格和强烈、坚毅、不屈的精神力量来正视面前的苦难，勇敢地去承担苦难，最终摆脱和超脱了苦难，这就像大地给天天生活和劳作在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忧愁和太多的痛苦一样，土地也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力量、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幸福。像马健强、孙少平那样真切地感受到从饥饿、屈辱的苦难中，挣扎、煎熬出来的强烈的生命韧性和进取力量，获取力量、欢乐和幸福实属不易。
从整体上看，陕西作家在他们创作出的作品中，为人们展现的是三秦大地农民人生苦难的艺术画卷。他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约而同地书写着人生的苦难，这是基于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和对这块土地的热爱。陈忠实所说的一番话，就代表了陕西所有作家的心声：“我曾经在不少的话题里言说过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理解，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概括我的直接感受，这就是：沉重。既是背负的沉重，更是心灵的沉重。”[42]陕西作家坚守自己的创作立场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小说叙事场景一定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贫穷的土地和苦难的农民，他们对父老乡亲的生活有一种真正的情感关怀。
悲凉、深沉、回味无穷的苦难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沉重的主题，这种苦难情节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悲剧意识。在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里，作者以其主人公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和黑娃在生活中的痛苦体验，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对世间百态、苦难生活、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以超脱凡俗的手法解决了苦难给他们带来的不幸遭遇，体现了作家对人间现世的终极关怀。然而我们深深地知道，无法被注销的苦难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伴随着社会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无法逃避苦难，只能勇敢地去面对和承担，像马健强、孙少平他们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和迎接苦难。“不离弃苦难的世界，绝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43]对苦难情节的描述是陕西作家们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也是对他们的所处境遇苦难生活浸润的结果，而不是受某种外力所致或受潮流影响的结果，更不是有意的夸张，而是他们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和再现。在艺术手法使用方面，陕西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秉持着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书写着自己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展现了农村的苦难生活，塑造了一批永驻文学大殿的农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