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域分异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创作实实在在便是向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索求素材、提炼题材。文学创作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东西之异、地域之别，诚如有论者所说，南方北方，其性情不一。南北地域不同，产生的文学自然迥异，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范式。唐代的魏征在总结南北朝文学的各自发展时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3]清代谢之淮在《填词浅说》中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提道：“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为二种。陆法言有言：‘吴、楚之音，时伤清浅，燕、赵之裔，多伤重浊’。”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窥见南北文风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南方文学的温润、绚烂、浪漫、飘逸，有着文人的移情山水、诗酒唱和的柔情雅趣，能通透地描绘出山水之柔美；北方文学的粗犷、质朴、凝重、崇高，雄浑贞刚的独特风貌，曾经使无数读者击节称赏，叹为观止。其实，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不仅表现在南北之异，还表现为东西之别。东方近海的开放文学，新潮迭起，洋派味道甚是浓厚，受欧美外来文化影响较深；西方地处高原山地、戈壁沙漠和雪域草原，远离城市，相对封闭落后，所产生的西部文学既带有某种原始的粗犷和豪放，也带有半醒状态的失落和迷离。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4]认为“地域文化小说”，如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存在风格上的差异，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在20世纪“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文学创作领域因地域不同显示了极其明显的差异，“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更是有别的两个文学世界，还可以看到山地文学与水乡文学的区别，高原文学与平原文学的差异等，即或是同为一个省区，往往也存在着小地域之间的文学差异。如陕西地域作家郑伯奇、柳青、陈忠实等，就不难发现小地域之间的差异了，郑伯奇有点似“漂萍”，柳青则似“白杨树”，陈忠实则如枝繁叶茂的“灞柳”。郑伯奇是在漂泊中观照人生的，未曾着意打一口深井，这的确令人感到遗憾；柳青早期也带有漂泊的意味，虽然试图扎根写出力作，但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如愿，“直到扎根长安皇甫，才写出挺立如白杨大树一样的作品《创业史》；陈忠实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创作误区的经历，但他一旦醒悟，就感到脚下土地的重要，特别在他营构《白鹿原》这部巨著时，他一方面努力充实自己，同时另一方面更是不要命地勘察自己以为已经熟悉的这方水土，结果这方水土培植起了一棵绿意葱葱的‘灞柳’。”^[5]陕西地域的作家，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创作基地”，他们不断地深入生活，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营养，增强作品的丰硕的地域内涵。地域地缘的空间区分，使自古以来的文化、民俗、风土人情等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地域间的差异，才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心理、民风人情、语言文化、方言土语，使文学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