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一部民族文化秘史
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作者对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构架，在历经中国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80年代中期的欧美现代派思潮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寻根”的影响，带着新写实小说直面人类最基本欲望的痕迹，甚至被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幽灵”附身，这些多样化文化价值观念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确实属于当代人创作的“民族秘史”，也必然是属于“当代的”民族的秘史。陕西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最重要的是作家的审视是站在今天思想文化高度的重新审视，那诸多的新发现，那宗法文化的余晖和临近终结，就不是过去的文学可以包括。”[21]
陕西著名作家柳青、路遥，他们都以中、短篇小说而出名，并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但他们从不肯轻易满足这已有的成就。陈忠实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愿望，也从未轻易满足中短篇小说为自己在文坛上所争得的一席之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跃跃欲试。《白鹿原》是陈忠实决心打破自己完成十个中篇再进军长篇计划的第一部作品，是陈忠实与自己的文化、土地血脉相连而又厚积薄发的产物，也是陈忠实三十年文学苦旅结下的一颗丰硕大果，因为他意识到“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一直到此，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22]陈忠实认为50岁是人生的关键关口，也是令人恐惧的关口。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使他在50岁前这个黄金般生命的最后一个区段，为自己定下来人生的目标，即要写一本大书可以死后当枕头。于是，他便躲到了僻远的老家西蒋村，开展他的“枕头工程”去了。从1986年开始，他用了两年的时间，一方面到西安市周围蓝田、咸宁（明清时与长安县并为陕西西安府治，民国并入长安县）、长安查阅当地的县志和有关历史资料，温习中国近代史和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一方面与村子里的祖父辈的老人拉话，希望从老人口中了解白鹿原和关中的一些事，发掘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不断地与老人交谈和史志的阅读中，他感觉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逐渐进入了近百年前的属于他自己的村子、自己的白鹿原和自己的关中。他很清醒，他不是在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他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和文化结构心理形态；他要通过历史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态，来透视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的多种形态。他尤为看重的就是当时代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面对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观的冲击，具有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他相信，不同人物不同的裂变过程及其心灵轨迹，既显示着不同人物的个性，也清楚地传递着历史演变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着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秘密。既重视文化，重视脚下土地的文化、正在发生和曾经发生的文化、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又重视诸种文化如何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和时代巨浪的冲击之下积淀为人的心理结构，积淀为不同人的不同心理结构，再加上艺术上的深思熟虑与写作中的经验总结，1988年4月1日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开始，他便倾注了全身心血，“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23]的漫长创作期，历时四年，直到1992年1月29日，将鹿子霖的生命写到完结，画上意味深长的省略号时，才结束了《白鹿原》的全部创作。
《白鹿原》这部扛鼎之作，是以陕西渭河平原关中大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文化内涵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讲述了白鹿原上白鹿两姓家族祖孙三代，在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融合中的人生命运和复杂纠葛，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生存状态，揭示出白鹿原这块黄土地上历史的深度、生活的厚度、文化的广度、人性的力度，勾勒出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雄奇瑰丽、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的长幅画卷，记录了中国关中地区从清朝末期一直到解放初期的一段历史，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揭示而产生的强大艺术震撼力，充满着封建旧思想、旧秩序和革命新浪潮、新时代的激烈碰撞，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是一部民族的秘史，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史诗性。
《白鹿原》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穿越历史隧道的小说，无论是对时空的跨度、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的再现，还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描写；无论是对人物命运多舛、复杂个性的塑造，还是对斑驳陆离、隐藏于人物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的体现；无论是对崇高厚重的美学风格、主题的民族性的定义，还是对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里的生存群像的描述，都充分的印证了《白鹿原》是一部中华民族秘史的观点。《白鹿原》如此明显的“史诗性”风格，与陈忠实写作此书的意图和思考的主题密切关联。在访谈中陈忠实曾提到写作《白鹿原》的契机，那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24]，“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我以前的某些中篇小说也是这种目的，但我的体验限制了这些中篇小说的深度。此次《白》书的写作意图也是这样。”[25]
《白鹿原》深刻地描写了极具乡间泥土气息的白鹿村的风土民情，反映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在外来文明的不断冲击下逐渐走向灭亡的历史写照。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作者描写了以田福贤、岳维山等为代表，以鹿兆鹏、韩裁缝、白灵等为代表和以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竭力展现了白鹿原上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制的毁灭，对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精神领袖给予了美好的象征。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对抗，不同的阶级派别之间的相互争斗，表现出了命运多蹇的国史；不同的文化心理、不同的传统因袭的较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的心史；各色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生老病死，表现了一个家族的传史；人物之间正常的和畸形的性爱与情爱，表现了一个人变态的性史。整部作品由许许多多各具内涵的文化脉络枝纠蔓缠、交合勾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历史观，即历史不只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也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价值”[26]，因而构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民族“秘史”，而“秘史”，“是相对于大历史、正史而言的，是正史的孑遗，是正史的背面，是偏重于感性和个人性的小历史”[27]。
陈忠实的《白鹿原》不仅将陕西关中白鹿原上的人文历史、风土民俗、民间文化推向了全国，而且也将其推向了世界。他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作品的主题范式，而是继续推崇陕西作家大力弘扬的主题，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尽情地阐释着关中文化，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瑰丽的民族史诗画卷，使之成为真正具有史诗风格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白嘉轩命运坎坷，经历着人生的不幸，一娶再娶，一连娶了六房妻子，无一存活。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过七房女人”，这不祥的序曲预示着主人公的种种神秘；为成为白鹿原的实际统治者，一家两代子孙争斗不息。作品中还写了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系列情节将“鏊子”般的白鹿原所经历着的各种历史故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煎熬，家国情仇的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暗相争斗等刻画得相当深刻，展示了一个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轨迹和心理行程，揭示了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人格精神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深刻矛盾和裂变，使白鹿原这块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白鹿原》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农村地主白嘉轩、鹿子霖的形象，细致地描绘了长工鹿三的形象，塑造了乡村先贤朱先生的传奇色彩，使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蕴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而且也成功地塑造出具有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各异的如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年轻一代人物形象，进而展示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在追逐时代的步伐时或被时代的车轮驱裹而形成的或凌乱或跌宕或毁灭的人生履痕和复杂多变的人生命运，深刻地触及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白鹿原》以宽阔的历史视野观照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幽深的文化眼光打量历史行程中的各色人物，从而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斗争视域，超越了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成为一部具有史诗性质的巨作。
《白鹿原》可谓是按照史诗的配方配制而成的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作品中所涉及的“宏观与微观、国事与家事、政治与文化、民族与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等，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的。陈忠实表示《白鹿原》的“史诗性”与作品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关系密切。“从史诗性来讲，首先一部作品要真实准确地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准。”[28]自陈忠实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白鹿原》题头，进行构架、开始创作时，他就力图以文学的笔调来撰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那些整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年生活在农业社会不同人物形象，以他们为代表来塑造中国人的不为命运所屈服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并以文学作品的各种人物形象来镌刻代表民族精神的图腾。《白鹿原》为喜爱它的读者打开了一扇以前的历史叙事中从未打开过的窗口，从人性的视域，显示人的各种本性，描写人的原欲冲动，展示人的潜意识活动，再现人的情绪变化。作家把作品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刻画得有血有肉、独具特色，并从一个个生命的喜怒哀乐、升降沉浮中考量人性的善与恶，以此来审视和表现民族的精神。陈忠实曾经如是说：“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所感受和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里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的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29]
《白鹿原》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的。它以历史性的事件为线索，串联起作品中的各阶层人物的生的欢乐、死的悲凉以及最后各自的不同命运和归宿。语言表述上，妥帖地将关中的土语方言与书面语言杂糅在一起，筋道耐嚼，滋味蕴长。使得评论家对《白鹿原》都有他们自己独到的不同于他人的深邃见解：有的人认为《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之一；有的人认为《白鹿原》是现当代文学史最好的长篇之一；有的人认为《白鹿原》凭其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成了当代小说林中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有的人认为《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求情节化，人物讲求性格化，叙述讲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性，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有的人认为《白鹿原》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在史志意蕴上新时期作品如此丰厚者不多见，在吸纳西方艺术上当代史作品如此不凿痕迹者不多见，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上现代史作品如此深刻犀利者不多见，揭示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源远流长的文化。《白鹿原》以其宏伟的叶脉形成网状式史诗结构，将纷繁的各阶层人物、复杂的历史事件、曲折的故事情节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以凝练厚重的语言、朴实而不乏浪漫的笔风、苍凉抑郁的写作基调，再现了白鹿原上一群农民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示出作家惊人而娴熟的驾驭长篇小说结构的能力，从而使《白鹿原》具有了宏大的史诗品格。
陈忠实生活在关中平原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上，这里是黄土文学流派作家得以形成发展的摇篮，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向世人证明：文学创作是一项检验诚实的劳动，它不仅要付出作家的全部真诚和生命，而且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经得起时空跨越的考验。
在文学创作上对史诗气度的追求，使得黄土文学流派的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作家在当代文坛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不管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不管是有国家正式的编制，还是因为时局因素被“放逐”；不管是个人生活无忧，还是只能靠写作谋生活，他们都能保持着率真的个性，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从不为了生计而去迎合时代潮流和读者兴趣，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一直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特个性。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们，创作出以史诗性著称的作品，不仅成就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在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也成为黄土文学流派整体生命积淀与艺术修养的见证，也成为陕西文学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沉甸甸的收获。
黄土文学流派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崇敬的文学事业，有一种“愚人”的精神和痴迷的情态，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神圣的文学事业，近乎于冥顽的追求，固守着自己的创作方法，坚定着自己的理想信念，付出了全部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柳青长期扎根在长安皇甫，与这里的农民同甘苦、共患难，发愤创作《创业史》的精神，后来在路遥、陈忠实等黄土文学流派作家奋力写作的道路上得到了延续。路遥曾担心自己的身体被疾病拖累，未能给心中至爱的作品收尾而撒手人寰。陈忠实也曾恐惧过到了“知天命”的年岁时，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去完成死后可以当枕头的长篇给自己一个交待。正是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们与时间赛跑、用生命做赌注、和死神相抗衡的勇气，从陕西的厚土中发掘出了鲜为人知的“民族的秘史”。
柳青正因为有十四载扎根长安的经历，才有了《创业史》这部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们在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旗帜鲜明地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创作史诗品格的精神。路遥与陕北家乡情愫的难以割舍，才有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全景式反映在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人们在改革开放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史诗作品。陈忠实离开了热闹的城市，回归老屋，潜心创作，才有了《白鹿原》这部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视角反映“民族秘史”的宏大气势的史诗品格的作品。
生活在陕西地域黄土地上的作家们，他们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采用了非常笨拙的创作方法，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他们不断地坚持、顽强的拼搏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艰辛、生活的苦焦，也是别的作家难以想象的。柳青曾有这样的感言：“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陈忠实曾对陕西作家的创作有过这样的概括，他说：“陕西作家大都来自农村，他们生活坎坷，阅历丰厚，一旦与文学结缘，就能笔耕不辍，追求不止，矢志不移。他们几乎都是在大葱就蒸馍的生活状态下进行创作的。”[30]总之，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他们用真诚和生命做赌注，为我们奉献出了《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等一部部用生命做代价创作的史诗性作品，也为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涂抹上了无限生命的浑圆金边，共同创造了黄土文化复兴的奇迹。
【注释】
[1]阎浩岗：《知识“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2]〔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0页。
[3]郝建国：《文坛陕军，以史家笔法写民族秘史》，《华商报》，2007年11月9日。
[4]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1979年版，第206页。
[5]路遥：《路遥文集·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6]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延河》，1963年第8期，第60页。
[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0]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1]傅翔：《灵感：苦难与良知的精神——论路遥》，《厦门文学》，1996年第4期。
[12]傅翔：《灵感：苦难与良知的精神——论路遥》，《厦门文学》，1996年第4期。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14]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引进的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路遥以“澳大利亚羊”这样的“洋羊”喻“现代派”“先锋派”，以“陕北山羊”指代他所崇尚并坚持实践的“现实主义”。
[15]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0]王愚：《直接经历着历史的人民》，《人民日报》1987年4月18日。
[21]雷达主编，李青霞选编：《陈忠实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2]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6页。
[23]邢小利：《〈白鹿原〉的创作过程》，《西安晚报》，2017年4月29日，转自《注目南原觅白鹿——陈忠实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
[24]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
[25]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7页。
[26]鲍亚民：《〈白鹿原〉——一部民族的秘史》，2016-05-05，转自个人图书馆360doc.com
[27]李星：《世纪末的回眸》，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陈忠实：《陈忠实文集·六》，《关于〈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答诗人远村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29]如何评价小说《白鹿原》，百度知道。
[30]陈忠实：《文学依然神圣》，《陕西日报》，1994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