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学与“陕军”“陕风”
自1993年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集束出击，长驱“东征”引发文坛大地震以来，“陕军”“陕风”等词汇就不仅是陕西作家群的代称、简称，而且具有了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意义。白烨在他的《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一文中这样说：“谈到1993年的‘陕军东征’，不能不使人想到1992年陕军的损兵折将。这一年的下半年，先是路遥的因病去世，紧接着邹志安又因病身亡，路遥终年43岁，邹志安终年46岁，都正当人生年富力强之时，他们都是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他们患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清贫的生活状态中顽强不息地追求文学，乃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拼命创作，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陕军连损两员大将，损失是灾难性的。据陈忠实讲，1992年，陕西作协连同老作家杜鹏程逝世，整个下半年间都在为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办理丧事，满目是白花，充耳是哀乐，那种低沉、阴郁的调子似乎成了基本的生活氛围。对于陕西作协和陕西作家来说，1992年是黑色的。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陕西的作家们仍然没有停止文学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在1992年初，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来《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当这五部长篇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京城五家出版机构时，谁能说这个体的创作行为里头没有包含着整体的文学精神呢？个性中保有共性，偶然中寓有必然。他们没有在文学的苦旅中倒下来，他们的成果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因此，就有了‘陕军东征’，就有了扬眉吐气的1993年。”[29]“陕军东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确已深深地给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唤起了人们对产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地域文化的关注。2000年3月18日，陈忠实做客网易嘉宾聊天室，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这样说道：“陕西作家有一个大派叫做黄土派，但大派里面风格各异，都具个性，差异很大。”[30]因为是聊天，也许有调侃的味道，但他说出了一个实话：陕西作家风格不同。只不过他把话说反了，应该是：陕西作家是一个大派，大派里面都有个性，风格差异很大，异彩纷呈，其中有一个成型的流派，那就是黄土派。
讲到陕西作家群，本文已对柳青、路遥、陈忠实这三位黄土文学流派作家的代表做了分析，他们风格上的共同之处可概括为：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史诗追求，这是符合流派形成规律和标准的。同时，“任何一个流派都包含着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无一不是个性与共性的奇妙统一。一方面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他们各个人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又下意识或者有意识的潜在着或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近似的共同的东西，这对一个文学流派来说，‘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缺了‘一方面’，作家的创作便违反了文学的不可逆性，淡化或者泯灭了文学的个性和创造性；缺了‘另一方面’，则又会失去组成流派的基本构架和维系流派的美学纽带。所以一个文学流派，其作家群中所有作家的创作，都必然和必须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实现在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统一。既然这样，在对任何一个维系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都是对这个流派的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共性的多层次、多角度、多质点的大范围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对整个流派的特点和性质能获得整体的、深刻的认识，而且尤其能够对每个作家的特点和风格、优点和缺陷、现状和趋向等，看得十分清楚，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行恰当的概括，从而达到有力地驾控文学发展和能动地指导文学创作的目的。”“任何文学流派都是充满动态感，都始终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都是艺术个性和艺术共性的奇妙契合，其范畴、成员和作品的界定和认定，始终是一个模糊值，只能是一个模糊值。”[31]根据这一原则，陕西的其他作家如高建群、杨争光、王宝成、冯积岐、李康美等，他们某一时期或某些作品具有上述共性，也大致归于这一黄土文学流派。但是，陕西的其他作家虽然与上述作家某点风格相似，但总体差异较大，很难归于这一流派。我们可以大略作如下的区别和界定。
首先，看“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贾平凹，商洛丹凤县人。其作品以《废都》为界，前期的散文、小说即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和后来创作的作品《秦腔》《带灯》《极花》等，基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农村生活。但这个农村，其实就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商州，“商州，实在是一个神奇的土地呢。它偏远，却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陕西的领土，绝大部分属于黄河流域，但它偏为长江流域。他是八百里秦川向汉中盆地的过渡。”[32]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事文学创作后，商州一直是我的根据地，或许我已经神话了它，但它是我想象和创作之本。”[33]从地理风貌上来说，商州属于陕南秦巴山区，有秦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有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互渗，和处于黄河流域的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不同，它处于长江流域。在贾平凹的创作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于他通过描绘陕南特有的文化、乡土环境中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出陕南民间美好的人情和人性，他试图营造出一个具有理想化和诗意化的梦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是率性自然的，是处在本真的生存状态之中的。贾平凹曾对他创作的商州系列作品解释说：“但她（商州）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34]贾平凹认为商州（陕南）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这里的树木全都带有了灵性。他在作品中将商州和商州人称作是“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35]，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这里的水，如晶莹、似玻璃、似绿绸，清澈见底。山有多高，水就有多深，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屋后有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夭夭的山桃。贾平凹将自己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描写得如诗如画，无论是山峦、树木、花草，还是白云、流水、炊烟，这里的人文风情更是温馨动人。作者同样深情地把商州人称作“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36]。在淳朴民风的陶冶下，人人都有着一颗纯洁无邪的美好心灵。在他的笔下，商州的男人虽不高大，但个个都很强悍，忍耐力更是罕见；商州的女人都是健美异常，个个都是双眼皮，睫毛也是长而黑，还非常温顺、善良；商州人也非常热情好客，尽心相待，总将自己家最好的吃食全都拿出来招待客人，把好酒给客人喝，天冷路滑，他们扶你，背你，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在贾平凹看来，商州人非常善良和纯洁，保持着淳朴随性的民风民俗，贾平凹对乡土文化的理想化塑造，使这种乡土社会具有了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这里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有相当深厚的古文化的积淀，民间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更像空气一样清纯和充盈，呵护着作家的灵泉慧根，贾平凹深得故乡商州山地的滋养，得以脱颖而出，他长于选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来描写商州的风物、人情和古老的生活情调。古老神奇的棣花镇、美丽传奇的宋金寨、深藏历史传说的商山四皓墓、脊雕五禽六兽的古老宅邸、命运多蹇不入时调充满灵气而又染上世间风霜的商州山村女子、传统而又保守顽固的老者。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作家涂上一层浓厚的商州文化色彩，他是商州地域文化的挖掘者、体现者、保护者、研究者、书写者、传承者……他的作品基本上从未离开家乡的人、事、情和民风民俗，所有这些与笔者所说的黄土地上的农村题材有着巨大的不同，他拥有着丰厚的农村经验，熟悉农民的心理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自己的农村想象。从《小月前本》《正月·腊月》《浮躁》《高老庄》《怀念狼》《天狗》《商州》《浮躁》《我是农民》《秦腔》《老生》《带灯》一直到《极花》，贾平凹沿着家乡的山间小道一路走来，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出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喧嚣的现代文明与宁静的田园牧歌生活的巨大碰撞，写出了家乡的现实景象和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缓慢前行的足迹，他用自己的艺术之笔勾画出了一幅幅家乡的山水风光图，规模具备史诗追求，主题却未能一以贯之。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作家的共同点是“产量不高”，由短篇起步，中篇练笔，不惜一生心血铸造长篇巨擘，并将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民间英雄塑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殿堂，而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与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们一生只有一部长篇小说问鼎文坛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同，他目前已经写出了十几部具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在作品的题材与艺术风格上与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也是不同的，他的表现手法不是单一的现实主义了，作品中吸收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黑色幽默”“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在史诗的追求上也不能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相媲美，与文中所说的黄土文学关联不大，因而将其排除在黄土文学之外。冯健男20世纪80年代初在《漫谈“白洋淀”派》一文中写道：“远在陕南山区的贾平凹所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很有些孙犁作品的味道和气息，简直可以归入‘白洋淀派’了。”[37]陕西评论家李建军认为：“贾平凹受柳青影响较小；他身上更多的是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更倾向、更容易接受沈从文、孙犁的影响。”[38]评论界在论述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时，大都用括号作“贾平凹例外”的提示。他后期变化更大，或尝试意象手法或探索寓言表现，艺术描写对象也向城市转化，几乎一个作品一个风格，很难用一种模式概括。所以，贾平凹不属于黄土文学流派，也不属于任何流派，贾平凹就是贾平凹。
其次，再看势头正旺的叶广芩、杨争光、李康美、高建群、红柯、冯积岐、爱琴海、寇挥等青年作家，他们所拥有的区别于黄土文学流派作家本土经验的异地文化背景，使其作品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了某种新变，“一经出现在文坛上，就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令人刮目相看”。[39]叶广芩满清皇室后裔身份，决定了她的写作基调是以清代皇家贵族后裔的命运和生活为主要特色，涉猎广泛，写北京亦写秦地，优雅从容、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消融在她的作品之中，是带有贵族文化气质的作家，形成了一种别样的艺术样貌和审美视觉。李康美着意于爱恨情仇。高建群在新疆当兵五年经历，笔下常生漠北雄风，因此说他实际上有三个精神家园：渭河平原、陕北高原和新疆的阿勒泰草原，虽也写陕北题材的小说，但模式就完全有别于路遥等人；红柯十年西域之行，熟稔于西部边疆生活，使他拥有了一种别样的生命经验，笔下更多出现的是草原、戈壁、沙漠等景象，其作品表现出一种血性的英雄主义和传奇的浪漫色彩；他们俩以写西部著称，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风格。爱琴海与寇挥敢为陕西先锋小说之先，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可见他们是因为生活经历和阅历的不同，或是因为自觉选择，或是因为家庭出身背景使得其创作底色中均不只有一种“黄土的色彩”，其创作的整体面貌有别于陕西第一二代作家。正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所言，“在作品风格中，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起着关键作用。”[40]他们“不断地实现各自的艺术探索和艺术突破，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闪耀在当代文坛上”[41]，构成陕西文学大省异彩纷呈的文学风景，他们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流派，但与黄土文学流派相去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能够在半个世纪之久的陕西文学流变中自成一派的，非柳青为首，路遥、陈忠实为继的这三位作家莫属，这也就是所谓的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的作家。因此，对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义：陕西地域黄土文学流派是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柳青开创，路遥、陈忠实等继承并不断发展、突破、超越，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写黄土地上农村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变迁，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家群。他们是陕军的一部分，是陕西文学中的中坚力量和文学主流，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并具有重要地位，他们虽然形成时间漫长，队伍不是很大，但他们是正在进行中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典型的现实形态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