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学流派的现状及研究意义
黄土文学流派这一观点，是笔者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论黄土文学流派》一文中提出的，之后东北师范大学的寇雅静在她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了笔者写的论文之后，为完成她的硕士毕业论文《面朝黄土 背负青天——论陕西作家群中的“黄土文学流派”》，采用了这一说法；2015年6月28日，“白鹿书院”成立十周年庆贺暨黄土派文学研讨会上，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提出了黄土派文学研究的设想。他说“‘黄土派’文学，时间上指的是从1942年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以来，地域上指以陕西关中的黄土平原和陕北的黄土高原为区域范围，创作上以作家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柯仲平、戈壁舟、李若冰、魏钢焰、路遥、陈忠实、和谷、刘成章、冯积岐、杨争光、王蓬、红柯、叶广芩等三代作家为对象的文学流派研究。这三代作家，尽管他们的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的焦点也有异，但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艺术特征：一是以黄土地的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重点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二是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三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历史意识；四是深入生活，贴近时代；五是着力探寻北方大地的乡村美学；六是重视作家自身的人格修为。”由此可知，“黄土文学流派”这一提法，已经得到了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这对进一步加强黄土文学流派的研究在当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其实流派研究，实际上是以风格研究为基础的综合性和全方位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能对创作实践和文学运动的总格局、总趋势进行群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能够透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的融汇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特别是它还能在多层次、多趋向和多品类的比较中，对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施以正确的认识，做出科学的判断，进行能动的指导，这便是对现实形态文学流派研究的实际意义。
几十年来，陕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带来了评论的空前繁荣，无论从数量、质量到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均为世所罕见，使陕西的长篇小说评论向纵深化、广阔化乃至成熟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陕西的文学评论还缺乏对长篇小说的总体态势、特点、优劣及趋向等整体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地域、风格为基础的流派研究不够，没有形成气候，虽然许多论者对“陕军”“陕风”的研究具有流派学意义，但由于陕西作家群创作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差异较大，很难准确把握总结出他们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指导性不强。应当看到，陕西作家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以柳青、陈忠实、路遥等为代表，以黄土文化为背景，视文学为生命并不断创造“史诗”的作家群，不仅是陕西文学大省的主要支柱、主体力量，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典型的文学流派。总结他们创作特点、经验得失，探究他们的创作道路、文学渊源，弘扬他们的艺术追求、创作精神等等，对于陕西文学的持续发展、不断创造辉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陕西文坛近年的现状，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于陕西文学的研究始终停留在老一辈作家的身上，但是随着老一辈以及第二代作家的去世，陕西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比如，自从路遥去世后，陕北文学的写作逐渐消失，然而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人们似乎又对这种文学的研究重视起来；陈忠实所代表的独具关中特色的创作风格的写作，好像也处于停歇或者转型的转折点上，作家去世之后，电视剧《白鹿原》的播出，似乎也没能再次掀起评论的高潮，其他几位有实力的作家把精力转投影视等等原因，陕西第二代小说家艺术创造的突发性的爆发力目前已经消退，数十年的实绩惨淡，在题材、叙事、风格等方面的认同、因袭和模仿，使其因强烈地域性特征而具有的独特魅力正在渐趋淡化，显露出陕西文坛后继乏人的错觉。
事实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已走向成熟的陕西第三代青年作家队伍阵容是庞大而整齐的，每年都有数部作品问世，且屡屡获得大奖。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长篇小说《青木川》分别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红柯的短篇小说《吹牛》《美丽奴羊》和长篇小说《天下无事》分别获得中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陕西作协吉元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温亚军的短篇小说《硬雪》《驮水的日子》分别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状元羊》分别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冯积岐的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张虹的中短篇小说集《魂断青云岭》、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愁容骑士》、鹤坪的长篇小说《大窑门》、马玉琛的长篇小说《风来水来》、炳煌的长篇小说《古城岁月》分别获陕西作协吉元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方英文的《落红》、孙见喜的《山匪》、李春平的《步步高》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张虹的《小芹的郎河》、吴克敬的《五味什字》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李凤杰的《拯救男生》、阎道勇的《银子放光的故事》分别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寇挥的长篇小说《想象一个部落的湮灭》、王晓云的中篇小说《海》获第一届柳青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冯积岐的《村子》、马玉琛的《金石记》、张兴海的《圣哲老子》、党益民的《石羊里的西夏》、高鸿的《农民父亲》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冯积岐的《逃离》、寇挥的《北京传说》、安黎的《时间的面孔》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李康美的《空村》、刘爱玲的《上王村的马六》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黄建国的《一个叫红六的人》和军校《卖羊》分别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还有孙卫卫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王飞获全国百花文学奖；李小洛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王朝阳获郭沫若散文奖；安武林获张天翼童话寓言奖。然而，“他们与同辈的佼佼者红柯、高建群们在透视生活之入场，阅读生活之出场，和生活认知思维定力上尚有一定的距离；比之上代的作家路遥的善感知，陈忠实的穿透力，以及前辈柳青的生活认知的恒定理念，尚待补差的空间较大”。[42]因而整体而言，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熟的“拳头”作品，影响力不够，毕竟文学的竞争是质而不是量。按理说，这一代作家应该不存在评论家对上代作家指出的文化底子薄、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缺陷，也没有那代作家创作环境条条框框的限制，为什么出不了“拳头”作品呢？就是因为陕西文学依然有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难以摆脱对其他事物的依附，缺少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不能有当代的大局意识，缺乏文学所应有的反思性，对于经典的盲目崇拜。换句话说，陕西文学一味地肯定经典、肯定权威，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缺乏创新意识，沉浸在旧的文学圈子的温床中。作家的创新意识、时代意识并不强烈，他们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习惯之中，要么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要么成为自己生活的撰稿人，一种私有的写作。甚者，还有的作家仍然没有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依然满腔的小农生产者的意识，心胸狭隘，没有长远地看待问题的眼光，对现代化的都市文明充满敌视，不能接受现代文明。虽然社会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柳青对社会时代变革、深入扎实的生活实践功力，没有路遥为文学献身的英雄精神，没有陈忠实那种对黄土地厚重历史文化的钻探深度和对文学的虔诚态度。所以，继承宝贵遗产，发扬优良传统，仍是陕西文学再度辉煌的良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思潮、文学花样如何翻新，文学最基本的精神、传统只会发展，不会过时，陕西作家要想有所作为，柳青、路遥、陈忠实们走过的道路是最靠得住的。黄土文学流派正在发展，黄土文学流派不是昨日黄花，它是正在发展中的现实流派，这也是倡导黄土文学流派研究的最终目的。
世界皇皇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息息相关，而时代与人文历史对文学、艺术等不同形式的影响是同一的，也是同步的。近年来，西安美术学院对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的研究已经起步，“陕西省黄土画派研究会”于2004年宣告成立，该课题此前已被列入学院研究课题计划并列入美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刘文西以展示陕北黄土地上的人物和领袖系列的人物画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大师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江南来到陕西，从此陕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与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迹遍及陕北的山沟、高坡、窑洞、农户人家……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辛艺术探索，终于开创并形成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
黄土画派研究会以人物画为主，尤其以表现黄土地人物风情兼及山水、花鸟为主的特点为研究重点，站在民族文化和当代文化背景下，审视地域文化与民族总体文化的关系，分析黄土画派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总体文化中的地位，揭示具有地域美术特征的黄土画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存在意义。目前，该项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不少论文发表，也有专著的出版。
比较刘文西和柳青，他们投身艺术的时代、生活源泉、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创作精神、创作成就等方面，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忠实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取得累累硕果的艺术大师。由此不难看出，黄土文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共同的影响力。同时，黄土画派的确立，也为黄土文学派的创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性、必要性的有力佐证。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4]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192页。
[6]王安忆：《黄土的儿子》，收入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7]王愚：《陕西文学现状八问》，《三秦都市报》，1995年11月20日。
[8]蒙万夫：《略谈柳青的生活创作道路》，《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81页。
[9]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10]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11]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12]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1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5]路遥：《路遥文集·柳青的遗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页。
[16]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与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李遇春的对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426页。
[17]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二》，《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
[18]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三》，《答读者问》，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
[19]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与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李遇春的对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20]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五》，《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21]艾斐：《论中国文学流派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规律》，《天津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48页。
[22]席扬、段登捷：《文化整合中的传统创化——试论“山药蛋审美”在解放区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义》，《延安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第38页。
[23]周迪荪：《由“山药蛋”派的寿命所想到的》，《湖北日报》，1981年3月29日（4）。
[24]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25]路遥：《路遥文集·柳青的遗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26]路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27]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8]路遥：《路遥文集·病危中的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36页。
[29]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第61～62页。
[30]陈忠实：《陈忠实文集·六》，《网上夜话》，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31]艾斐：《论中国文学流派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规律》，《天津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32]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3]贾平凹、穆涛：《平凹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34]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35]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6]贾平凹：《商州三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7]冯健男：《漫谈“白洋淀”派》，《当代文学》，1981年第2期，第24页。
[38]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39]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背离共性，自成风景》，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40]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4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七》，《背离共性，自成风景》，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
[42]冯肖华：《劲旅的换代与强势的消长——文学陕军创作流变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