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域黄土地的范围和黄土文学作家的界定
黄土地，本来是对整个黄土高原的一个称谓，可是这个区域的版图太辽阔了，它包容了众多的省区和众多的民族，也就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无法用一个概念去概括它。黄土地范围在地理版图上来看：北起阴山，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到太行山，横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六省区，面积64万平方公里。
“黄土地”一词流传很广，它是按照人们的习惯性概念和文化内容的属性及特点而来的。现在说到黄土地时，就是专指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北山区、内蒙古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分的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的区域。
在陕西这块奇特的版图上，它的地势呈现的是南北高、中部低的总特点，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彼此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陕北、中部和陕南三大地域板块。这三大板块的自然环境不同，人文文化风格迥异，这种独特的地理板块对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使陕西地域文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地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促成了陕西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即：陕北文学、关中文学和陕南文学，陕西作家的创作深受自己生活地域的影响，从文学的创作上显示出其固有的特色，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从总体上对陕西文学所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进行了如此的概括：“土气、大气和刚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刚得凝重，但却无不美得撩人，嫽得很！”[82]陕西的三大地域给了陕西作家如此多的文学馈赠，1984年，贾平凹就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谈论陕西作家的，他说：“陕北，山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呢，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于是，势必产生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83]
陕西纵横南北“三个板块”的不同条件，对各自地域的文化和作家的“培育”就使其出现了不同的文化风貌。
陕北：地处我国西北部黄土高原，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地势。陕北黄土高原最主要的地貌特征是由黄土塬、黄土梁、黄土峁和万千沟壑组成黄土地貌，山大沟深，土硗地瘠。据史料记载，在黄土高原的山沟丘陵地带，大概就有三十多万条长度在一公里以上的沟道，因而就形成了其特有的塬、梁、峁、川等地貌形态。因为秦岭阻隔了西南季风的北上，造成陕北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很少，日照时间较长，湿度不够，气候比较干燥，一年之中降雨量最多的时候也仅在七、八、九三个月，即使这样，很多地方的年降雨量也仅有400毫米。在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下冬季内陆地区的冷空气很容易集中在这里，植被缺乏，土壤瘠薄，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望无际的黄土，滚滚不尽的黄河，不仅造就了陕北黄土高原男人的坚毅刚强、粗犷豪爽、厚道仗义，也造就了陕北女人的柔情万种、含蓄多情、美丽善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生存更加执着坚定，也形成特有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和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从陕北黄土地上走出的作家有路遥、高建群、刘成章、曹谷溪、牧笛等，他们笔下的陕北，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沉重的，又是诙谐的；既是单调的，又是多彩的。他们用自己的艺术之笔，尽情地勾画着陕北黄土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书写着生活在陕北黄土大地上人的酸甜苦辣和人生况味。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那一时刻起，他的视线就未曾离开过陕北黄土高原这块养育了他生命的土地，把自己的命运同陕北这块黄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他所关注的不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风土人情，而是陕北人苦难的生活情状和他们的命运沉浮。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他一面描写了陕北人的多情善良，一面描写了陕北人令人感叹唏嘘的苦涩生活，着力展现的是陕北人不甘命运的驱使以及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作品中生活和命运的悲剧意味甚为浓厚。高建群的小说与路遥有些不同，重在描绘陕北农村的风俗习惯、民风民情（《六六镇》）和发生在陕北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最后一个匈奴》）。刘成章等是写散文的能手，他那描写陕北农村生活的散文犹如“信天游”一般体现出悠扬高亢而粗犷奔放的浪漫色彩，饱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传达出喜、怒、哀、乐的情感，被称为是“描绘陕北的第一个小提琴手”，“是无韵之信天游”。
历史上的陕北属于边塞地区，地广人稀，曾有羌、鲜卑、匈奴、蒙古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杂居，与酷烈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养成了既粗豪又剽悍、既劲爽又豁达、既倔强又善良、既古朴又热烈、既耿直又宽容、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的性格特征，过着放牧和游猎的生活，对汉民族文化影响很大，文化也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热擂的安塞腰鼓、娱神娱己的大秧歌、凄凉幽怨的唢呐声，其内蕴的生命文化精神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中：黄土塬与渭河冲积平原。地理位置大概为：西起宝鸡，东迄黄河，南依秦岭，北界陕北高原。地势西边狭长东边宽口，大约长达三百六十多公里，面积为五万多平方公里，又号称“八百里秦川”，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沿岸以我国古代帝王将相陵墓之多而著名，遗留下人民创造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是陕西的三大地形之一，经渭河、泾河和洛河等河流冲积，使它成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颗明珠。又因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金镇关，所以又称“关中”，关中的腹地西安（古长安），因秦岭和黄河的天然屏障，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和历代君王的理想都城。从西周开始，先后大约有10多个王朝建都在此，累计达千百余年，形成了以“钟鼎礼乐”为代表的宗庙文化，并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态。秦川八百里得天独厚，既得渭河灌溉，又有肥沃黄土，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物产特别丰富，文化的积淀也特别丰厚，关中人生性耿直憨厚，民俗民风淳朴古拙。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久远的历史文明、周秦汉唐的风骨犹存，深深浸染着聚集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成为陕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西安和关中平原数千年形成的文化孕育了独特的关中文化和帝王景观文化，更滋生了独具特色的关中文学。所有的这些，也必定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们，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陈忠实、叶广芩、杨争光、红柯、赵熙、莫伸、冷梦、邹志安、李凤杰、冯积岐等，陕西作家阵营庞大，创作成果丰硕，就形成了一只庞大的陕西地域文学大军。在他们的作品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颇具艺术张力，被誉为“英雄史诗”。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大多是反映铁路建设生活的，艺术功力深厚，大气磅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柳青，是一个从延安解放区一直写到关中的作家，作品的现实感极强，而且充满亮色，历经数年呕心沥血铸就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留给人们诸多的启示与深刻的思考，成为陕西文学的骄傲。王汶石的小说特点清新明快，犹如一幕幕轻喜剧，给人以愉悦之感。陈忠实从小就领受着白鹿原及其周边的关中文化的滋养，长大后，以极大的热情去发掘着关中文化，找回了历史的真实，创作了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白鹿原》，并以其内蕴丰厚严谨，手法老到独特，艺术精湛缜密以及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神鬼占卜之事，增强了作品咀嚼的味道和联想的魅力，使关中风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的性格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又富于极强的个性。总之，这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农村的民俗风情，农民的苦难生活，深刻地展现了关中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变革。
陕南：纵贯陕西境内有一条巨大的山脉——秦岭，陕南秦巴山地就位于秦岭以南地带。它属于长江流域，多山多水，湿润温暖，经济上相对富庶，素有“小江南”之称。北面有秦岭、关中，南面毗巴山、四川，东面接壤鄂豫，西面连界陇南。受巴蜀文化、楚汉文化、中州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山清水秀、清新优美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南北汇萃、东西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使陕南人形成了既有北方人古朴粗犷、豪放刚强的性格，又有南方人温文秀美、机智开朗的品格。作为陕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南文学也颇具特色和实力。贾平凹、京夫、王蓬、寇挥、刁永泉、沈奇、孙见喜、方英文、张虹、李春平、杜文娟、王晓云等组成的文学阵营强大，创作成就丰厚。他们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对生活的感悟性强，思维灵活，情调清丽，他们在作品中的情感铺染犹如陕南的民间艺术——挑花，简洁中蕴涵优美，物、景、情相融合，韵味绵长。
陕西地域的三大板块无论是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还是物产植被、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的民俗风情、社会生活、性格特征也各有不同，从而影响到文学特色、文学风格的形成。贾平凹在给王蓬的一篇即兴文章中如是说：“陕西地分三块，北部高原、中部平原，有山则秃，有川则空，人皆性强，俗皆情旷，唱昂扬之秦腔，食牛羊之泡馍。何也，黄河所致也。岭南之地，山高而不险，水壮却不浊，鱼虫花鸟，种类繁多，修竹茂林，风光宜人，山川脉势，复杂却存条理，云霭雾霁，迷丽却有分明，何也，长江流域也。”[84]
陕西地理形态上的三大区域板块，形成了三大不同的民俗风情，也形成了三种不同色彩的文学地图。但是这种以地域划分的文学地图，特别是以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为主要区域的黄土地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文学流派，那就是以柳青为创始人，由路遥继承和发展，陈忠实突破和超越的具有史诗追求、以选取黄土地的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重点描绘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力探寻黄土地上的乡村美学的黄土文学流派。属陕南山地的作家贾平凹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
【注释】
[1]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2]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3]《隋书·文学传序》。
[4]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5]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5页。
[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7]李建南：《论路遥创作的乡土特色》，《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22页。
[8]陈继会：《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9]〔法国〕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0]许结：《中国文化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26页。
[11]徐渭：《南词叙录》，李复波、熊澄宇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
[12]李妙根编著：《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14]曹诗图、孙天胜、田维瑞：《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雨花》，2017年3期。
[1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16]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7]贾平凹：《商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8]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19]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20]张瑞英：《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21]〔英国〕帕默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9页。
[22]鲁迅：《门外文谈》，发表于《申报·自由谈》，1935年。
[23]李孟北：《谚语歇后语浅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4]阎纲：《〈创业史〉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25]陕西作家的吃大苦、耐大劳、受大罪、出大活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等都是如此，有的作家如路遥、邹志安等甚至在壮年时就活活累得病故了。
[26]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5～106页。
[27]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28]转自梅慧兰的《水之性情与山之精神》，《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6期。
[29]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0]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1]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32]路遥：《路遥文集·〈杜鹏程：燃烧的烈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页。
[33]路遥：《病危中的柳青》，《路遥文集》（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34]路遥：《病危中的柳青》，《路遥文集》（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7页。
[35]陈忠实：《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6]贾平凹：《贾平凹作品·废都》（第四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版。
[37]贾平凹：《贾平凹作品·废都》（第四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版。
[3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40]路遥：《路遥文集·中短篇小说·随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41]陈忠实：《陈忠实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42]陈忠实、马平川：《精神维度：短篇小说的空间拓展——陇上对话陈忠实》，《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5期。
[4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4]〔墨西哥〕阿图罗·沃曼：《农村农民研究》，《国外社科学杂志》中文版第7卷第1期。
[45]杜鹏程：《〈保卫延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46]孙建喜：《贾平凹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7]蔡翔：《骚动与喧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
[48]袁银波：《巨笔·雄才·伟人》，《艺术界》，1992年第3期。
[49]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7页。
[50]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
[51]〔美〕保罗·麦前特著，金慧敏等译：《史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2]〔美〕保罗·麦前特著，金慧敏等译：《史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53]千古文人谈小说，多宗《史记》。“《水浒》胜似《史记》”（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等等，不一而足。在古代，能够以“史”标称小说或以“史”入小说，都被视为对小说的一种提升，这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心理，在陕西地域作家身上，有较为普遍的体现。参见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8页。
[54]〔美〕保罗·麦前特著，金慧敏等译：《史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5]郑万鹏：《〈白鹿原〉的史诗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56]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57]李建军：《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58]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史感》。《史记》既为历史科学著作，又为史传文学名著，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在小说方面，古代文言小说、通俗小说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59]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60]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页。
[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太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6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4]原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1期。
[65]《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66]《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67]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68]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69]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70]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
[71]作家出版社，2006年。
[72]商务出版社，2016年。
[73]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74]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75]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
[76]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77]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8]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79]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80]《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81]刘欣：《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都学刊》，2011年9月，第27卷第5期，第107页。
[82]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片论》，《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第60～64页。
[83]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134页。
[84]王蓬：《山河岁月——文坛一奇贾平凹》，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