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三年 转弯路上
1942年，乡选工作结束后，柳青回到延安，参加了文抗机关的民主与集中、宗派主义、党内斗争、反对党八股等各个阶段的整风学习运动，这期间，又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使他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使柳青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他深有感触地说：“到延安文抗参加了整风，亲身体验了整风在我身上的力量，才知道这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整风对我们原来是一种痛苦的事件，因为要割尾巴。但痛苦之后，会愉快起来。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建立起来新的自己。”[6]
柳青诚恳地说：“我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共产主义是我的基本方向，但在实际生活中统治我行动的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占主要地位。”[7]他将自己在最初下乡米脂县的时候，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更看瞧不起农民，总觉得农民土气，身上的汗腥味太重，看不惯他们抽烟用的烟锅袋俗气，吃的糠团子高粱饭难以下咽等等缺点，进行了暴露，以此说明他是一个严于解剖自己的人，于是他表示“不经自我否定和肯定，不成布尔什维克”。我们知道，柳青是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在惟阶级的社会里，他家成分好；入党时间较早，历史清白；所有创作的作品都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人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然而，在延安整风中，他才逐渐感到过去的自己其实并不懂得革命的实质问题是什么？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有了这种觉悟，不断地自我反省之后，柳青才舒心地说：“我变得坚强起来，活跃起来”，“也获得了一点在困难中微笑的革命品质。”[8]
延安整风使柳青明确了向社会学习的极其重要性。1943年3月，他结束了那种住在文艺团体，以作家的身份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材料回来就写作品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生活，他被分配到米脂县民丰区三乡乡政府当文书，一直到1946年。三年的米脂生活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了新的转折。柳青曾经这样回忆说：“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方法，都应该找你。假使你要是厌烦，表现冷淡，老百姓就比你还冷淡”“秋后我的乡上首先发动减租斗争，接着全区全县，闹得热火朝天，冬天是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的反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我和干部党员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张炕上，不嫌他们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9]。初到米脂，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糠炒面、山药蛋，就的是干白菜，下乡了解情况，深入生活，没黑没明，有时还要带着打狗棍奔波在各个村庄，柳青最终大病了一场。但他没有屈服于困难，经历了灵魂深处的一次大搏斗，与病魔和困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柳青认真阅读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吸吮着书中各种思想营养，以增强自己的信念意识，克制个人的邪念，消除了不健康的思想，变得坚强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位倔强执着而又有理想信念的人，终于“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欲，地位观念……”[10]坚定地选择着他所认定的路。
三年米脂生活，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了新的转折，是他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真正起点。在《转弯路上》和《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两篇文章中，他详细地写下了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一是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和农村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成了“知冷知热的伙伴”。他体会到：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种感情上的结合，就可以逐渐地改造自己。二是在物质生活上经受了“痛苦的磨炼”。他在重病之后，还是坚持下来了。他感到：“假使我不能过这关，我就无法过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那一关。”三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受到了“极深刻的思想教育”，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理想。他原先那种初到乡政府时“被放逐”的不健康感觉消失了。米脂三年的乡文书生活，他把现实生活、政治学习、创作实践三者初步结合起来了，为以后的长安十四年生活实践奠定了基础，使柳青日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基本形态已经定型。
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柳青的《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一文在1945年3月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该文对自己在米脂三年当乡文书时，收集的农村生活体验和积累的大量素材进行整理，于1947年5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47年7月东北光华书店印行）。这部小说以陕北解放区王家沟农村生活为题材，以组织变工队实行集体种谷为中心事件，反映了农民在生产互助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热情歌颂了王家扶等公而忘私的革命品质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全书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些片段写得相当精彩，有些人物如六老汉等，虽着墨不多，性格却十分鲜明。如果说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形象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着把非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强加到农民身上的现象，那么在《种谷记》里，作家对农民心理的精细剖析，对农村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就显示了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给他创作带来的明显变化。这部小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比较好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还无意间触及了新中国农村生产方式（集体合作）变革的重大主题，小说人物也有《创业史》的影子，可以说，《种谷记》是《创业史》的基础。当然，这毕竟是作者在转弯路上的最初尝试，他不可能超越历史时代的限制，小说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如多少存在自然主义倾向。其基本原因，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是“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