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命运转机
1973年，这一年是彻底改变路遥命运的重要一年。在延川县几位领导和当时的延安大学中文系主任申沛昌的共同努力下，路遥一波三折，终于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
路遥非常珍惜命运提供的这次机会。进校伊始，他就自觉地把文学创作锁定为一生的奋斗目标，读文学名著、学习如何创作、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想，是路遥为自己定下的三年在校学习期间很明确的目标。于是，阅览室和图书馆就成为他上大学最热衷去的地方。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他甚至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终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弥补了自己那段生活的空白。路遥以他特有的方式拼命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储藏，他一本接着一本读，有的小说不止读一遍，而是两遍、三遍，甚至更多，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据路遥的同学回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除了正统的专业课程以外，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以“封、资、修”黑货被封存，时任班长的路遥和系领导一起与图书馆领导协商，特许中文系师生入库借书。此后，路遥的床头除了经常放着的不知被他翻了多少遍、啃得烂熟，甚至能够背诵的艾思奇的哲学名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柳青的名著《创业史》之外，还摆满了其他的书籍，且经常变换品种。在他的带动下，全班掀起了阅读经典著作的热潮。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当时，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和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画，等等。
大学时代，路遥更加崇拜柳青，他曾说：“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思想家，柳青就是这样的人。”[19]《创业史》更是令路遥痴迷的文学经典，先后被他读烂了三本，重要章节，背诵如流。他甚至还策划要带领全班同学去长安，邀请柳青来延安大学讲学。
路遥在延川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活动为他以后真正走上创作道路做了充分的生活准备和铺垫，延安大学的读书生活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做了理论的提升和实践的准备。在读书的同时，他继续从事着文学创作。
1973年7月，《陕西文艺》（《陕西文艺》1977年7月正式恢复了《延河》老刊名，隶属陕西省作协）创刊第一期发表了路遥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以这篇小说为标记，路遥向中国文坛走来了。大学期间，路遥相继在《陕西文艺》发表《老汉一辈子爱唱歌》《银花灿灿》《不冻结的土地》《父子俩》等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十余篇。
1974年，路遥由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被《陕西文艺》编辑部以“开门办刊”的名义借去当见习编辑。1976年大学毕业，他正式分配到《陕西文艺》担任小说、散文编辑，为他以后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与心中神交已久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大作家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这些作家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给予路遥无私的指教，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富着路遥的内心世界，对他写作水平的快速提升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路遥曾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20]“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21]1978年1月25日，路遥与林达（笔名“程远”）在家乡延川县招待所结婚。次年11月，他们的宝贝女儿出生，取名各取二人笔名中的一个字，合为“路远”。既有纪念二人爱情结晶的意思，又有寄托对女儿的人生期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0年到1983年前后，路遥在编辑之余，勤奋写作，每年都有数个短篇小说、散文发表并获得一些期刊奖。如短篇小说《匆匆过客》《青松与小红花》《卖猪》《姐姐》《月下》《风雪腊梅》，散文特写《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评论《细腻的心理描写——谈小说〈夏〉》陆续在《鸭绿江》《上海文学》《延河》等期刊发表。其中《风雪腊梅》《姐姐》分别获1981年《鸭绿江》《延河》优秀作品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主要是以农村青年为描写对象，书写他们所经历的平淡生活和甜美感情，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生活虽然平静如水，但爱情却在回味里带着甘甜的故事，表达了涉世未深的他们对生活的体悟。但体验不够充分，理解不够深刻，远没有将这些方面有规模地、系统深入地表现出来。路遥毅然向中篇小说发起了冲击。
1978年，路遥写就了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但是，这部反映“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被造反派“关押”的县委书记马延雄，为了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英勇献身的故事，“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当代》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果真出现了，命运之神终于把幸运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22]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的一封长信：“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正是因为秦兆阳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充分肯定，才使得这部作品不但得以发表，而且于次年一举荣获“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1981年这部作品又荣获“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在秦兆阳先生的指导下修改后发表的，秦兆阳不仅成就了路遥，并使路遥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文学大奖。路遥说：“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这部作品“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23]。从这部作品的艺术上虽然看不到路遥作品的主要特色，但它为路遥向更高目标的攀登奠定了基石。正如路遥所说：“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