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影响与史诗气度
陕西作家作品承受着本土古老文化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都在追求宏大的史诗目标。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时，总强调的是革命文化和苏俄文学对他的影响，然而也有人敏感地觉察到了古典作品以及同乡司马迁《史记》对他的影响。“想是汉之太史公韩城司马迁受宫刑忍辱著《史记》，今之文坛巨匠韩城杜鹏程九易其稿写《保卫延安》，并因之受尽屈辱责难，难道只能是偶然的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谈不上是乡情乡风乡间古人文风作风的遗传，最起码可以说，杜老并非没有受到太史公的影响。哦，龙门之地，也真是人杰地灵呢！”[48]杜鹏程谈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曾经屡次到司马迁庙去磕头、折柏树枝以祈护佑的事，这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关于太史公的故事以及太史公的书也成了他的精神食粮，“这种潜微的影响往往入盆如水，对塑造他的历史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49]。那种为史作证、追攀大家的气魄除了来自雄壮的战争的感染，也来自太史公的文化品格对他的启迪。冯雪峰是最先发现《保卫延安》一书具有史诗品格的人，他在审稿及支持出版的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品格，并很快写出了两万多字的长文给予热情的推荐。他说：“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们读者的亲切的感受，也就是可靠的证明：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的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的精神。”[50]《保卫延安》的英雄主义格调和雄奇壮观的气象，的确使人很容易想到人类早已有之的那种“用英雄格或相当于英雄格的韵律写就”[51]的古典史诗或文人仿制的“史诗”，这种史诗具有“声势浩大和包罗万象这两个方面的意义”[52]。而这种史诗品格也在伟大的《史记》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视之为史传文学的不朽典范。[53]在《史记》中，对英雄的塑造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一直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从幼年就那么崇拜太史公司马迁（当时尚带有迷信色彩）的杜鹏程在文化潜意识中受其一定的影响，自然是毫不奇怪的。
至于从陕北来到关中多年的柳青，当《创业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地位之时，也向世人显示出了《创业史》的史诗品格，尽管有些残缺之处，但这种“史诗的基础”，与《保卫延安》一样，也是“已经确定了的”。《史诗》的作者保罗·麦前特还指出：“史诗一方面与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日常现实相连，这种双重关系明确地强调了史诗所具有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原始功能。首先，史诗是一部编年史，一本‘部落书’，习俗和传统的生动记录。同时，它也是一部供一般娱乐的故事书。”[54]在艺术上，典型的史诗还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崇高美的特征，同时又真实自然、引人入胜。依照这些来看，《创业史》确实带有史诗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的形成与柳青受司马迁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直到晚年病重期间，他依然爱看司马迁的《史记》，移地治病，也总是要带上《史记》，并和朋友谈论《史记》，大发感慨，影射酷烈政治对作家的迫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陕西关中平原上又冒出一位具有良史之才的作家陈忠实，他对民族命运及民族秘史的巨大关注，使他成就了一部也具有史诗品格的《白鹿原》。这部作品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成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经过了数年辛勤的努力，作者显然是要探寻历史的奥秘，真正忠实地把握住历史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同时注入反思历史的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需要相当的魄力和勇气。他曾想用“古原”这个名字来命名这部作品。他的冷峻目光已表明他不是要创作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规范的史诗，而是要营构一部带有强烈文化色彩和批判意味的史诗的变体。有些评论者指出：“《白鹿原》是20世纪中国的史诗”[55]；《白鹿原》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56]；“《白鹿原》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史诗。其‘新意’表现在：第一，作者视点高远，以通古今之变的‘诗人之眼’，审视从清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复杂的历史。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成就了一部我们民族的‘秘史’；第二，《白鹿原》不像以往的史诗性作品较为单一地叙述描写人的理性行为，它深深透入了人的非理性世界及其对历史和人生的巨大影响之中，显示了人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第三，作家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显中国历史的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57]这里对《白鹿原》带有新变意味的史诗性体认，确实可以说明史诗作品并非只有一种模式。陈忠实尽管力求重新建构“史诗”，包括在小说结构、心理描写、细节刻画和语言运用上的创新，但他确确实实在秉承太史公司马迁的“信史”精神。他在历史、文化、人生面前都坚定地守住了他自己的名字——忠实！这是与太史公司马迁在心魂上的相通。宋人黄震评司马迁的“信史”精神时说：“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弃，而迁之文足以诏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58]陕西地域作家秉承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拥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史诗意识，都有那种渴望熔铸史诗的创作冲动。比如《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在后记中起首就说：“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并使笔下脉络清晰……”，这与书前扉页上引用贺拉斯的“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遥相呼应，显示了作家对史诗型作品的梦寐以求的追寻和追求。
陕西籍的评论家武宝瑞说：“陕西作家群的共性，是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上，俯看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群人和那段历史。他们能够创造今日辉煌的原因，除了陕西作家们普遍特别能吃苦外，还有三秦大地上的文化积淀。”陕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该地区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在作家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