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少年与少年革命

1916年7月2日，黄河岸边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村落——陕西吴堡县寺沟村，村中一户贫苦农民刘家的第四个儿子降生了，这个取名蕴华又名东园的男孩，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柳青。

此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把最后一个皇帝赶下台，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对于偏僻闭塞的陕北农村，黄土山白杨树，昏鸦归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观和节奏并没有丝毫改变。富少穷多是基本的社情，每到过年“固然也有忙着办吃用的，但忙还账、忙躲债、忙变卖、忙偷盗的人却居多”^[3]。柳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到8岁。他的父亲与大多数农民一样，勤劳节俭、耿直保守，因为没有文化，目不识丁，钱财被骗，打输了官司，倾家荡产。从此，老人发誓要把儿子送进学校，读书识字。于是8岁的柳青在本村进了私塾，农忙时帮家里干活。

1928年5月，在佳县、米脂县读完小期间，13岁的柳青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陕北的革命开始风起云涌，他虽然年少，但已经不安于平静的课堂学习，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连字也不全认识就啃《共产党宣言》”^[4]。在革命前辈的领导下，开始投身于人民群众斗争的社会运动，宣传、鼓动农民抗租抗税，后来，法西斯统治盛行，反动派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和柳青一起战斗的同志，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潜回农村的也不少……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的日子里，在榆林，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白明善走上绞架时的凛然气概，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从此对气节凛冽的革命志士打心底崇敬。一方面说明环境氛围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少年柳青对革命的向往是受环境的推动。随后，柳青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得已回到家里，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使他感到寂寞苦闷彷徨，这半年的回家种地，对他以后进行以农村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也使他受益不浅。

1930年下半年，柳青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夏天考入榆林省立第六中学，接触鲁迅、高尔基等中外作家的作品，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中外文学名著，自修大学课程并开始练习写作。这年，母亲死于痨病（肺结核），柳青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1934年夏，柳青从榆林国立六中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高级中学。其所属的秋三六级共有三个班，柳青所在的乙班共有29名学生。他的毕业成绩表中包括算学、卫生、化学、军事训练看护等16门课程分数，其总成绩为1237分，平均77.3分，名列第18名，各科成绩较为均衡，总体上处于中游水平，但是部分科目成绩却是相当出色的，如英语名列全班第一，国文、本国史均为第5名。从其相对优异的文科成绩似乎可以看出，柳青从高中阶段就已逐渐表现出他特殊的志趣和对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自觉状态。

柳青几经学堂的沉闷，对英文的学习最终使他爱上了文学，对蒋光慈、鲁迅和丁玲等优秀的中国作家非常崇拜，他畅游在《母亲》《毁灭》《铁流》《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鲁滨孙漂流记》等外国伟大作家所描绘的文学世界中，使他“最后对一般课程断念，专致于文学生活”，并确立了文学写作的方向。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他被聘为《救亡线》的编辑，投入到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之中，并且开始写作和翻译文学作品。

1936年12月，柳青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曾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和西安文协党组工作，主编学联刊物《学生呼声》并参加校对、装订，曾拟写传单。同年，他第一次用柳青做笔名发表了处女作《待车》^[5]，这个仅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描写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当局不准东北军抵抗，将他们调到陕西打内战，他们负伤后，无家可归，在西安火车站等车的情景。小说反映了国统区人民反抗内战，要求抗战的强烈呼声，同时也显露出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创作才能。

1937年9月，经宋绮云介绍，柳青担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战鼓》编辑。11月，考入由原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搬到西安后联合创办的西安临时大学，入原北平大学俄文先修班。1938年春，日机开始轰炸西安，学校无法上课准备迁往陕南。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他意识到作为中国人的他自身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要做点什么。于是，他的意识的能动性便集中地反映出要回延安做些什么的行为。这年4月，他离开学校转赴延安，开始走上职业革命者和专业作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