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沉实丰厚的地域文化，同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会体现出除了精湛的艺术技巧、深刻的思想内容、艰辛的艺术磨砺之外，还灌注着作家亲身的经历、深厚的阅历、丰富的情感、渊博的知识、聪明的智慧等方面的相关体验，打上作家本人生活的烙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很多温馨东西，就是作家心灵化了的故乡再现，“故乡的一切和作家的心灵凝结成了血肉般难以分割的整体，又在稳定的空间里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从而在心灵深处郁结为极其深厚的情感积淀”[7]，受到了本土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作家生活的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者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而且还影响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孙犁在谈到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创作。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流淌，抹也抹不掉。”的确，一个作家所独具的创作风格，与他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秉承着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文化渊源。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说：“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特定地域的生活与文化，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素材，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精心打磨，最终文学作品得以诞生，形成相应的地域审美意识。生活在陕西地域的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这三位作家在自身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深厚影响，并形成了各自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从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自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的审美意识从形成伊始，就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由此可见，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小说的地域文化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民族风格的一大景观。
1.地域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所谓地域，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8]地域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繁衍和进化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从而导致了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独特的地域环境特征，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有的，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方向。
文学作为“人的文学”，一定会受到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法国著名文学思想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曾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就环境而言，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的发生。”“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意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犹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犹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9]显而易见，丹纳所说的“环境”实质就是地域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进而也影响到了文学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就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一定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任何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是与作者所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
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高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一直影响着文学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人们对地域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和能力，增添了审美特色和文学趣味。在我国，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独具魅力，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其影响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环境对作者创作的文学内容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作者以及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文学是作者对在一定区域、一定时代的某些自然存在和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作家的创作思想不是主观臆断凭空杜撰的，而是自然的、社会的客观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真切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反映，是作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某种形式的进一步认识和体悟。地理环境也成为文学艺术进行创作用之不竭的源泉。自然界的各种景象给了画家以丰富绚丽的色彩和生动感人的形象，给了音乐家以优美和谐的音韵和舒畅飘逸的旋律，给文学家以生动丰富的灵感和取之不尽的素材。文学艺术家们所创作出的许多脍炙人口、流传万古的优秀作品，绝大部分是在地理环境或大自然的作用下孕育出来的，假如李白不去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写出流传千古的经典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诗仙？假如徐霞客没有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岂有如此之多珍贵的地理文学游记相继问世，流芳万世？假如郦道元不去游遍祖国各地的沟沟壑壑，哪有山水游记《水经注》传诸后世，供世人享用？即使在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证也是不胜枚举的，如“新时期”以来张承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高建群等人的小说，都受到了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风土韵味十分浓烈和甘醇。张承志在他的作品中，就喜欢把地理环境的相关内容直接引入到自己创作的作品来，并设置极其富于特色的地理环境，加以充满深情的详细描写和尽情刻画，使得作品具有振人心弦、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地理环境不仅对作家创作的作品内容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而且还能更进一步地诱发作者的创作欲望和灵感冲动以及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中国现代文学家、新诗歌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就曾多次谈到，是家乡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从小陶冶了他的性情，每当他置身在壮丽华美的祖国山河怀抱时，便会文思泉涌，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出许多的优秀作品。国内外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甚至把定期去观赏大自然（即体验生活）列为他们的工作之一，大概就是因为饱览了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后会得到一种意外的“诱发剂”而触发写作的灵感吧！
第二，地理环境对作品风格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学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因而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风格就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南北差异。我国南北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将现代地域小说的艺术价值取向引向了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使得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游国恩先生曾经说过，“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乐府在内），再变而为唐之七言（律诗在内），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清代在内），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10]明代的文学家、书法家、戏曲家、军事家徐渭在谈到北曲和南曲这两种戏曲的不同特点时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11]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对我国南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也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南北地域人们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性格特征与社会秩序等方面也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和差异，因此，文学特色也迥然不同：“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2]北方文化是依托着黄河文明发展起来的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围绕着长江流域成长起来的文化，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因而形成了南北地域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都各自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魅力。我国北方地带，地域十分辽阔，土地荒芜贫瘠，自然环境较为艰苦，对生命的忧郁、对哲理的沉思油然而生，这也就成就了北方人意志的坚忍和性格的豪爽，从而给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直率自然的格调，形成了质朴刚健的独特风格。而南方地带，气候清新温润，山林江河众多，满目山清水秀，因而南方人性格开朗活泼，感情细腻柔和，生活富于情趣且兴趣广泛，感恩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赐予的较好的生活条件，南方文学得益于本地区的文化基因的孕育和熏陶，妩媚婉约，充满阴柔之气，具有明丽如画，秀丽动人的风格，这与北方文学所呈现出的沧柔如歌，悲怆感人，豪放刚劲，具有阳刚之气有着明显的不同。“南方文学笔调柔和舒缓，从容不迫，荡漾着纡徐轻松的旋律，于细波微澜中点染出一幅幅生机盎然、风光旖旎的‘清明上河图’，洋溢着喜剧精神；北方文学粗犷豪迈，昂扬激越，喧腾着英雄史诗的悲壮格调，于大气磅礴中谱写出一部部高亢雄浑的交响曲，响彻着悲剧精神。”[13]当我们阅读北方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时，我们所感受到不是动人心魄的悲凉和忧郁的情调，而是雄伟壮美辽阔的豪迈情调，体现出雄奇壮美、沉宏博大、凝重旷远而又悲凉忧郁的文学风格，有一种“悲剧”的力量，使人震撼、勇往向前；当我们阅读作者创作的南方的地域小说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阴柔灵秀的沁人心脾之感，充满“喜剧”般的愉悦享受，令人赏心悦目，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陶礼天在《北“风”与南“骚”》第二部分中，曾经浓墨重彩地对《诗经》与《楚辞》在地域上的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先秦诸子文学南北差异如此明显，后世文学南北风格亦多有差别。如苍凉幽怨、慷慨悲凉、雄健深沉、风骨遒劲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迈雄壮、质朴粗犷、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大气磅礴、雄浑悲壮、瑰丽浪漫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笔力雄健、气势恢宏、“挟幽并之气”的金代词风；直到如今深刻描绘人民生活风貌的西部文学，都充溢着北国之风情。而情辞婉转、细腻缠绵、轻靡绮艳、明快含蓄的南朝诗歌，润泽华彩、典雅洗练、清新秀美、意境幽深的东晋及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清新绮丽、缜密婉转、悱恻缠绵的宋词，无不荡漾着江南水乡的韵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与南方的乡土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京味文学”与“苏味文学”，也表现了南北异趣的艺术风格特色。可见只有特定的地域环境才能孕育出特定环境中的文学作品来。一种文化，两种意境；一个民族，多样风格。这种地域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上的差异，显然与地理环境的北雄南秀、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和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人们审美情趣的北人崇刚、南人尚柔等等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次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东西差别。中国文学的地域特色不仅南北差异，而且东西有别（如东部“开放”，西部“传统”），其实某个区域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众多的文学地域流派的诞生），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原因，造成我国东西部差异较大，在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活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着更深厚的人文底蕴，经济也更为发达，地处内陆腹地的西部地区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气温的年日温差较大，降水稀少，大都高寒阴冷、干旱缺水、风沙危害、土层瘠薄，经济与东部地区也不能相比，因而文化的地域差异很大。余斌在《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地理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再分细一点则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这在新时期文学中表现的是相当明显。中部地域犹如当代文学大厦的屋脊，东部沿海和西部边陲为其两翼，文学的文化色彩呈现出东西地域明显的差异来。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太平洋的西岸，毗邻港澳地区和日本及东南亚，与美国、加拿大、澳门、新加坡隔海相望，因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文学表现出一种外向型文化色彩，即就是所说的“港风”“海派”；西部，远离海洋，深居内陆，闭塞保守，文学表现出一种内向型文化色彩，即就是所论的“黄土文明”。另外，“西部文学中所具有的深沉豪放的阳刚之气，不仅得益于凄厉的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也得益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滋补”。[14]
地域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还有人文、历史环境、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地理环境对文学流派的影响。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对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论述：“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15]每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这个流派所在的地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学流派风格的变化，受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他们生活的特定的地域里表现对生活愿望，如晚唐五代时期诗词学流派上的“花间派”词人，大都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蜀地，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词风秾艳华美，疏淡明秀；山水田园诗在江南一隅，形成高潮，他们的作品大都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具有香艳柔美、清丽秀雅、恬静淡雅、清丽洗练的风格特征；边塞诗多兴起于广漠萧索的塞外边陲，作品主要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离别、思乡、闺怨的情怀，具有悲壮刚烈、格调雄浑的风格特征。浓厚的地域特色是区分不同文学流派之间最明显的标志。每个地域的文学流派自然而然地带有这一地域的特色，“荷花淀派”的灵秀、“京东运河派”的风情、“山药蛋派”的泥土味、“岭南文化”的韵味、“湖湘文化”的情味，无不和这一地域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相连，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汉中，也存在着巴蜀文化、氐羌文化、荆楚文化、关陇文化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风格流派，这就成为地域文化创作的一枚徽章，牢牢地佩戴在人们的胸前。
在民族发展的长河里，在作家所处的民间环境中，各种丰富的民间文化从多方面影响着作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作家，身处其中，自觉地浸染着混沌未开的原始意识，感受着光怪陆离的初民遗风，搜寻着千奇百怪的民风民俗，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植于他最熟悉、最钟情的独具文化色彩的一块土地上。如京畿都地之于老舍，晋中乡里之于赵树理，胶东乡俗之于莫言，黄土乡情之于路遥，长江三峡之于鄢国培，塔希提岛之于保罗·高更，顿河之于肖洛霍夫……鲁迅笔下的鲁镇，成为他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演绎着人生众多的悲喜哀愁，探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真相。美国作家福克纳致力于家乡一个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的地方，展示了民族的历史风云，具有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成就了一代名家。哈代那充满阴郁的情绪和悲剧感的文学叙事则很少离开威塞克斯，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精心地构筑的一个文学世界，《百年孤独》成为名作流传了下来。这种或地域或人文的关联，是文学艺术母本孕育下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他们的作品显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风格。由于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因而他们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也完全不同，作品的风格差别很大。例如何西来在他的《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一文中，就对陕西地域三大板块中的陕北人路遥、关中人陈忠实、陕南商洛人贾平凹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贾平凹作品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可能与商洛故地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文化地位有关”[16]，当然也与文化生成的土壤关系很大。商洛位于秦岭以南，这里的地理环境与陕北和关中的不同，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贾平凹或多或少南国秀民的气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中写的：“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带，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骨中存韵。”[17]即使同为一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如果他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以及作品所展示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就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就是处在不同地域，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会有诸多的变异。贾平凹出生于陕南农村，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家乡农村的风物、人情，可以说他是商州地域文化的挖掘者、体现者、保护者、研究者、书写者、传承者；进入城市后，他的作品也多有变化，由农村而城市进行了探讨，《废都》就是明证。以此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之大和深远，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之民风，一方民风有一方之文学，一方文学有一方文学的特质，也就孕育一方文化的艺术精神。当今我国文坛崛起了很多令人瞩目的作家群体：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等，这些群体的出现都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与地域文化，正是有赖于这样的生活矿藏和地域文学的深厚传统，使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写出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来，既凝眸谛视深邃的历史，又正视现实人生的困苦与搏斗，还神往于瑰奇富丽的未来，他们的作品具备冷峻的历史反思、痛切的现实关照和不灭的理想，彰显出独特地域的风土人情来。
总之，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和久远。一是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事象给作者所创作的山水诗田园诗、游记散文等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二是地理环境是作者进行文学艺术构思和创作的主要源泉和参照物，它可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从而使作者敏锐地把握住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各种事物的神韵和意境，创造出既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又血肉丰满、活灵活现、丰富灿烂的艺术形象；三是地理环境作为文化生成的土壤，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域的民风、民俗、民情、语言等，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地域风格；四是地理环境作为生活条件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从而对其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刻的作用。
2.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文环境是“专指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演变的社会大环境，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地域人文环境也即本土人文环境，大体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独特的地方习惯、历史发展、风土民情、教育状况、民族关系、方言土语、人口迁徙等地域文化精神、风格、价值观念、经济伦理、职业道德以及相应的生活和文化氛围；二是人的素质、心态、地域性格等因素。这些人文环境的因素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影响，远大于自然地理环境。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的一生要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风情、社会习俗、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等方面的自然熏陶，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因此，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作家，他的艺术品格、思想内容、创作思维、人物架构、乡土语言运用等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
（1）语言。文学创作受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很大。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曾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18]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载体，是符号系统，因而说语言符号是思想的物质载体。由于我国疆土幅员辽阔，聚集了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形成语言的种类复杂繁多的局面，这就给文学创作在语言方面带来了独特性。南北文化在语言上的特点是南繁北齐。北方的地域小说语言风格受到了他们生活习性和粗犷直爽的性格影响，作家们在小说的叙述、情景的描绘上，主题的表现和情感的宣泄习惯于直接表达，很少有细致描写和细腻的刻画，因而语言就显示出简洁生动、劲道醇厚、豪迈奔放、直陈铺叙的特点来。例如生活在东北的作家群，他们备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常年处于不见天日社会环境之中，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关注，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和对冲破黑暗的野性力量的呼吁与赞美，这使得他们使用的语言更加朴实客观，语气严肃冷峻。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和黄土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柳青，他们都是善于运用农村“土话”的北方代表作家，他们作品中的语言显得土气和笨拙，由于时代的局限，又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多次对区长说着“请区长恩典恩典”这样的话，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正好表现出二诸葛谨小慎微的性格特点，也隐含了一种在政治上的“上下有别”。南方地域小说的语言风格，因为崇山峻岭阻碍了生活在这一地域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流，使得南方地域文学语言繁复多样，且自成系统，作品中的“土话”较为丰富，这些多彩的“土话”，是那么拗口，难于理解，因而在阅读和欣赏南方不同的地域小说时，语言就成为了阅读者难以逾越的一道关卡，进而影响了读者阅读的兴趣。鲁迅和沈从文在他们的作品中分别所使用的江浙“土话”和湘西“土话”，对读者来说都是一道道的难关。在语言风格上，北方地域小说结构严谨宏大，用语严格、质朴无华，进行叙事描写。南方地域小说崇尚阴柔之美，善用巧词，这就形成了南方地域小说语言风格细腻、清丽、明秀、温润，在描写人和事物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与北方地域作家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作品更注重凸显自己的主观感情。例如，鲁迅在《孔乙己》《祝福》《风波》等小说里，在描写江浙农村的时候，都是通过细腻而深刻、简洁而生动的家乡土语将作者的感情和语言完美地结合起来，让笔下的每个人物都鲜活起来，娴熟地展示着家乡人的不同风貌，而每个人物又都饱含了鲁迅自己的价值判断。总的来说，不同地域的方言土语是真真正正地来自作家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又和人们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联系，作品人物身份的交代、深层心理的刻画、细腻情感的抒发等方面，方言土语有着更大的优势。因而语言特别是方言土语在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本地人在阅读完作品后也会感觉到十分的亲切和自然，也使外乡人在阅读完作品后有种新奇的感觉，浓浓的乡音土语中还浸透出了一种厚重的文化滋润。
（2）风俗。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次体现在风俗上。风俗是指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也是一种社会传统。风俗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正是对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说明。风俗文化会对作者的人生观及创作理念、主观意志、精神气质、情感内涵等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作家对某个地方的民情、民俗、民风的描绘。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所描绘的关中平原白鹿原上的民俗、民风，都是忠实于对当地风俗习惯的描绘，正是作者对当地风俗习惯的重视描绘，最终成就了作者的文学事业。
（3）思想传统。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体现在思想传统上，自古以来，中国的南方北方所传承的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主要把儒学思想传统文化作为中心，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因而北方地域文学作品特别注重关心现实生活，不断探索人的生存问题，现实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具有凝重厚实的特征，充满着对人们凄惨生活的境况书写。南方尊崇道家思想文化，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用“道”来换取精神上的片刻安慰，探究自然现象、社会人生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南方地域文学作品大多的是关心人在大自然下的生活现状以及人在大自然下的生存状况，注重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理想世界的把握，含蓄细腻，超脱空灵，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生活在北方和南方地域的作家，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本地区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借此自身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儒家思想文化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印记。“因为诸种地域文化因素，只是在各个地区人们的性格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生动的综合，并且在个性的千差万别中显示出其共同的色调，而这种色调又与其他地区的人们相区别。”[19]
儒家思想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一直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教化深厚的儒家文化，以拯救世界、拯救社会、安抚全天下的百姓民众为自己的责任，重视当下的社会现实，不断进行道德人格的完善。国家统治地带的北方，由于人们长期处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教化之下，因而北方作家的血液里早已渗透了儒家的传统文化，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和谐意识和道德意识，而且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对社会现实强烈的现实精神，对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将儒家的入世精神彰显得出神入化，表现得痛快淋漓。作者精雕细刻地去塑造他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作者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找寻到儒家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作家期望广大的读者通过阅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唤起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和对文化积淀的深切关注，陕西作家群就是北方作家的代表，他们就极力张扬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陈忠实就试图延续三秦文化的“根”，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各个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南方作家所秉承的是“无为”的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强调对伦理、政治的超越，否定一切外在束缚，追求自由、不拘一格，在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追求旷达、神往的精神世界，彰显令人心旷神怡的浪漫情怀。南方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使人产生想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聆听大自然教诲的冲动与欲望，它不同于北方的理性崇拜，呈现出一种超脱空灵的意境，不断地探究自然、社会、人生的关系，南方地域文学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揭示和追问。南方崇情的文化造就了南方文人睥睨世俗的浪漫情怀，特别是“与吴越、齐鲁等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乡民相比，湘西男女在情爱方面是相当自由的，带有原始情爱的意味”。[20]
（4）文学传统。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学传统的表达上。黄河流域是北方文学的摇篮及发源地，《诗经》就孕育于此，因而《诗经》也被视为北方的文学传统，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并成为人们立言、立行的标准。《诗经》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朴实无华，沧桑悲怆，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具有“风雅”精神，在艺术手法上多用直陈的手法、优美的语言，灵活多样地表现现实生活面貌。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是南方文学传统的代表，《楚辞》发源于南国楚地，驰骋在理想的世界中，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崇虚，多用比兴、象征、抒情的手法，笔调柔和舒缓、生机盎然，追寻轻松愉悦之感。例如北方作家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故事情节不营造神秘感，一切故事的发生、发展都是自自然然、实实在在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故事情节就好似阅读者自己村子里所发生的真人真事那样，清清楚楚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在作品人物性格的描写上，很少有对人物心理变化的铺排描述，几乎全都是用人物自身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整部作品只为读者讲述一个真真切切发生在某一时刻的故事，并通过故事来表现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乡土文化。南方的地域文学作品崇虚，新感觉派小说可为代表，他们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来呈现故事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后起的南方《楚辞》则“镶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奇文郁起”的原因在于“楚人之多才”。
3.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人不能脱离地域成为悬挂在空中的存在，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影响，作家所生活的地域文化滋养了作家，成为作家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品味较高的作家，他的创作与其生活体验的形成和独特文化色彩的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自幼生活地域中的山山水水，自然会在他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其创作出的作品里，多多少少总会打上作家本人生活过的地域文化的印记。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等，意思都是说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民间文化等，其实质就是地域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比如路遥和他那漫天黄沙的黄土高原，沈从文和他的湘西故乡，赵树理和他的晋中风貌，贾平凹和他的棣花小镇，汪曾祺和他的故乡高邮，莫言和他的高密故乡，所有这些都描绘出一幅幅壮丽雄伟、多姿多彩的地域自然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