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从米脂生活到长安扎根
柳青这位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作家，他把自己的一生，紧紧地与广大的农民朋友联系在一起，所想所做的事都与广大农民分不开。然而他并不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看待生活，也不是单纯地描绘农村生活、再现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家，而是一个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社会主义道路和农业合作化道路不断反思的作家。1938年5月以后，柳青回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海燕诗歌社秘书，在民众娱乐改进会当干事，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教员，曾在晋西南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任二团一营和太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以及七七一团任教育干事，从事文化教育、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的工作。其间，他完成了《牺牲者》《被侮辱的女人》等短篇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虽然描写的是战争，其实是农村题材的真实再现，因为它主要表现的是农民在战争年代的支前问题。这些“走马观花”、急于创作的作品，影响了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1942年，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任宣传干事期间，柳青参加了整风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领会了《讲话》精神，明确了创作的方向，终结了那种以作家身份自居深入生活，搜集一些材料回来，马上就进入写作状态的生活。他到陕北米脂县民丰区三乡（吕家硷村、麻渠村、五儿坬村）帮助搞乡政权选举和由县委领导的减租工作，在乡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他与广大的农民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农民学习请教，向农村基层干部学习请教。三年的米脂乡文书生活，在思想和创作方面给柳青带来了新的转折，最终完成了以他在米脂县民丰区三乡当乡文书时搜集整理的资料为素材，加工而成的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组织变工队集体种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这实际上才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农村题材，并且接触到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合作化的问题，这为他一生写农村题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时的他真正由战争题材转到了农村题材的写作上。此后创作的中篇小说《狠透铁》和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所描绘的都是作者自己非常熟悉的农村生活，以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为描绘对象，以乡土农村作为自己进行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柳青是一个热爱农民的作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跟农民过着一样的生活，在同农民朝夕相处的水乳交融的交往过程中，他对农民的生活、思想、心理、气质了解得非常透彻，观察得十分仔细，体察得相当全面。在他的笔下，农村中各个阶级、阶层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老一辈农民的形象，是那样的朴实、生动、真实，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地被再现了出来。
1947年是柳青收获的一年，5月22日，《种谷记》完满地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7月，东北光华书店就印行了他的这部长篇小说。1951年10月，《种谷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52年12月再版，1962年6月3日再版。
《种谷记》，共计16万字，它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是作家柳青根据自己在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也是真实地实践了《讲话》——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生活感受而创作的第一个长篇，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坛上的重大收获，这部作品描写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个叫王家沟的小村庄开展变工队种谷的故事。小说描写了以农会主任王家扶、模范工作者王存起、民兵排长王维宝等为骨干的王家沟领导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在村小学教师赵德铭的协助下终于将集体种谷开展起来的历史，是不断与“老雄”王国雄斗争的历史，是不断克服王克俭“王行政”的消极抵制的负面影响的历史。
《种谷记》全然没有了柳青刚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的拘谨和稚嫩，相形之下，似乎创作长篇小说更能发挥他自己的特长，用笔自如，左右逢源，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深刻动人。“农会”主任王家扶不急不躁，可立场的坚定、信心的充足，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家庭生活的困难，妻子的落后和不明事理并不能阻挡他卖力工作的步伐。他的严谨，他对自己搭档王克俭既团结又批评的分寸掌握上，他注意发挥“模范”王存起的积极性和榜样的示范作用上，他既发挥“排长”王维宝的先锋突击队作用，又时时刻刻提醒他注意政策不可盲目上，都显示出农村基层干部所具有的一定的思想和政策水平。尽管作者作品里已经描写到农村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但还不像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样把阶级、阶级斗争强调到不应有的超出一切的地步，所以王家扶的形象愈显得真实动人。他只能是有一定经验有一定水平的先进的基层干部，而不是一个英雄人物。这和后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狠透铁》中的狠透铁是有区别的。“模范”王存起倒是有高增福的一些影子，他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但没有高增福形象那么典型、那么生动、那么感人。王克俭虽然在初期也有过“功劳”和“苦劳”，也识文断字，精于账目，具备当干部的“料”，但农民的自私使他不向前走了，过起自己的小日子，“精明有余”，这又很像“郭振山”。我们再拿“四福堂”地主王相仙跟姚士杰比，拿“老雄”王国雄跟郭世富比，可以知道《创业史》中的人物，早在《种谷记》里就有了影子，埋下了伏笔；柳青对农村人物的熟知和开掘他们的个性特征上，早就开始了生活的积累和创作的典型化准备了，《种谷记》实在可以说是《创业史》的先声和基础了。
在《种谷记》里，柳青是通过王家沟小学教员赵德铭的眼光来看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靠赵德铭的大脑思考和分析变工队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的。赵德铭年轻有文化，思想上要求上进，工作也特别卖力、积极和热情，是王家沟实行变工种谷的目击者、参加者，也是参与组织者和领导者。工作顺利时，心情格外舒畅，沾沾自喜；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又心情郁闷，灰心丧气。像他这样的人柳青更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娓娓道来，生动别致，与农民干部比较着写，更能互相衬托，互相鉴照。
《种谷记》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在柳青40年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种谷记》的成功，柳青并不满意，他懊恼没有从题材中提炼出主题，“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一位同志说他：“党和人民向你这个有了一些生活经验的共产党员作家要求的，比你在《种谷记》里所给的要更多。”[2]这充分表明当时他们对这部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是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种谷记》虽发表于1947年，可作者却“描写了农民由个体劳动走上集体劳动的初步转变，反映了农村中社会主义萌芽，并初步展现了农村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与封建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全新课题。……最重要的是作者塑造了王家扶这个农村中刚刚出现的、具有初步社会主义理想的新人”。“《种谷记》正是起着由新民主主义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3]1950年批评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柳青的《种谷记》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没有使这样的中心思想成为这个作品的主导思想内容”[4]。这种批评和要求对当时创作《种谷记》作者柳青来说显然过于苛刻了，在以后进行的《创业史》的创作中，便自觉地追求了。1952年5月，作为团中央高级干部、《中国青年报》副刊主编的柳青，为了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决定离开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到西安附近的长安县皇甫村落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迫离开，这十四年间，他一直把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为自己关注和描写的对象，为了把握住农民的心理，表现农民的生存现状，他在滈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农民一样住了14年，生活了14年，担任县委副书记职责，基本以驻皇甫人民公社干部的形式，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农村新生活的苦与乐，并全程参与农村合作化的运动，正是这一亲身经历、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给他提供了富足的创作源泉，于是便有了《创业史》的问世。
柳青的《创业史》被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部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作品。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对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整个过程有仔细深入的了解，因而使《创业史》的成功，就成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巨著，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成为“十七年文学”的典范。
《创业史》通过描写关中平原一个叫蛤蟆滩的小村子实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难历程，深刻地概括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革命中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伦理的、心理的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具体生动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而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又是需要经过同旧事物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才能完成的。柳青的《创业史》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成为我国“十七年”文学的峰巅，就思想的深刻和内容的丰富上、人物描写的准确精细和语言的纯净甘美上、气韵的贯通和风格的独特上，同时代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企及更不要说突破和超越了。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作者原计划写四部，从互助组写到人民公社成立，全面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小说创作计划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者完成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柳青的离世，使这部作品的整个计划最终未能如愿。《创业史》所描绘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蛤蟆滩。小说第一部以下堡乡的“蛤蟆滩”为典型环境，围绕主人公梁生宝成立的互助组的巩固与发展，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梁生宝的互助组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二部写到了试办农业合作社。
《创业史》第一部故事梗概：
《创业史》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发生在1953年春天到秋天。那正是我国所有制开始发生变革的时候，惊心动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已经过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大部分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家底薄，农具缺少，也没有畜力，依旧不能摆脱贫困。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不得不重新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富裕中农有较严重的自发倾向，在土地改革中被打倒和吓昏了的地主、富农伺机向贫农、雇农进行报复，千方百计地利用农民的自发倾向和旧的习惯势力把农民引向歧途。造成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我们党从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适时地领导人民开展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组织互助组、试办初级社，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农民走集体合作化道路，使广大农民通过发展集体生产，不仅改变了生活上的贫穷面貌，而且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摆脱了千百年私有制加在他们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对这样一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开始时并非全体农民都自愿接受。于是，围绕合作化问题形成了农村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创业史》（第一部）正是以关中地区的一个农村为背景，全面地、具体地、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创业初期的社会风貌。故事围绕着共产党员梁生宝所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而展开。小说开始时，梁生宝互助组刚刚成立，资本主义势力十分猖獗，富裕中农郭世富大张旗鼓地庆祝“新屋架梁”，抵制“活跃贷款”，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显示单干的优越性，向困难户施加经济压力，对党的号召置若罔闻。富农姚世杰和富裕中农串通一气，黑夜转运粮食，放高利贷，破坏活跃贷款。贫农队伍内部也发生了急剧的分化：贫农共产党员、村代表主任郭振山，靠着兄弟振海强壮的劳力和土改时分得的果实的经济基础，闷头发家，购买土地，向私商投资，制订“小五年计划”，把富裕中农郭世富当作追赶的目标，对互助组极端冷淡；而贫农任老四孩子多，劳力弱，牲口少，几乎重新陷入赤贫的境地，不得不靠出卖劳力去养活一群嗷嗷待哺的娃娃。活跃借贷失败后，任老四和许多困难户生活失去了指望，旧社会贫苦农民面临的饥饿和死亡的魔影，又影影绰绰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越来越感到除了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梁生宝领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别无出路。小说通过解放初期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和两极分化现象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有力地揭示了互助合作运作，是农村现实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随着情节的发展，代表农村社会主义新生力量的梁生宝互助组同以郭世富为代表的资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逐渐展开了交锋，而且越来越激烈。抵制活跃借贷之后，富裕中农郭世富又和富农姚世杰暗中合伙上郭县买稻种，同互助组唱对台戏，向私商兜售小麦，扰乱国家市场，大力筹集肥料款，妄图在生产上比垮互助组。富农姚世杰更是阴险毒辣，他暗中鼓动郭世富跟互助组对着干，拉拢拴拴、高增幅搭伙种地，搞垮高增幅互助组，诱奸素芳，拉拢二流子白占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梁三老汉梦想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反对儿子梁生宝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大闹草棚院；富裕中梁大老汉和王二瞎子的儿子栓栓要求退组；任老四等对小株密植和肥料投资发生动摇；二流子白占魁一反常态，要求参加互助组……年轻的互助组，受到了组内外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两面夹攻和内部矛盾的困扰，处境非常困难。但是，代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互助组，表现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互助组长梁生宝冒着春雨上郭县买“百日黄”稻种、组织劳动大军向终南山运扫帚、及时整顿互助组，通过这三个行动，互助组终于冲破了资本主义势力的重重包围，夺得了秋季大丰收，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小说通过互助组和资本主义势力一系列的交锋，通过互助组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合作化初期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同富农和富裕中农作斗争，而且受到来自新上升的富裕中农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助力；不仅要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作斗争，而且要和贫农队伍中的自发思想和习惯势力发生强烈的矛盾冲突；这场斗争不仅影响到社会各个阶级，而且深入每个家庭；不仅深入政治、经济各个领域，而且深入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在旧社会，梁三老汉几次创业都失败了，他儿子梁生宝比他精明能干，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那时农民的创业史，不过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土改后，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三老汉分得了十来亩的稻地，又重新燃烧起创家立业的愿望，梦想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但是，他的儿子梁生宝的心却变了。他背离了继父的管教，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和有万、欢喜、任老四等组成了互助组，雄心勃勃地要创社会主义的大业了。互助组这个社会主义新生幼芽的出现，不但父子之间出现了矛盾，打破了草棚院的宁静，而且震动了整个蛤蟆滩，引起了各种人物的密切关注。在激烈的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依靠党的领导和国营经济的支持，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夺得了秋季大丰收，这既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又把余粮卖给了国家，支援了建设。互助组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且转为初级社。事实胜于雄辩，梁三老汉亲眼看到儿子的互助组取得的丰收，他决心要全力支持儿子了，希望儿子能够带领大家一同过上幸福的日子。小说通过描写社会主义力量和自发势力的初步较量，歌颂了合作化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只有走合作化道路才有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真正的创业史、幸福史。
从米脂三年后《种谷记》的出现，到皇甫村十四年《创业史》的面世，柳青忠实实践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由此可见，柳青是在解放区文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坚持和实践《讲话》精神，是他一生的追求，同时也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