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文化心理结构
在文学创作上，陈忠实深受老师柳青影响，在这早期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并对他文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他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氛围紧密相连，最终通过长期的艺术磨炼，形成了与老师柳青截然不同的、具有自己独特色彩的文学观和创作观。他的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转折，对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加强。在谈到文学作品要塑造人物形象的体会时这样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47]经过长时间对艺术的不断探索以及对文学的不断实践，陈忠实终于找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和方法——文化心理结构方法，它比性格学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刻与生动，这也是陈忠实能够超越老师柳青，并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一席地位的独特因素。
陈忠实有意识地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去解析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在《白鹿原》色彩斑斓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在白嘉轩的人物塑造上，陈忠实把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环境和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融入白嘉轩这一形象加以考察和描写，解析他文化心理结构的尺度是儒家的思想文化道德标准，从而将社会心理真实和人物心理真实置于特定的时代加以表现，把具有深厚历史内涵和厚重文化底蕴的独特形象描摹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作者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文明的认知和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在白嘉轩身上得以充分反映。如果将朱先生比作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体现者，那么，白嘉轩无疑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农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者。
对《白鹿原》进行阅读时，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白嘉轩，这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人物形象。作者把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所推崇的伦理道德理想和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标准，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充分、彻底、细致、全面，从而构成了对重视道德文化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讲究中庸之道、维护宗法理念的以农为本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全部认识。白嘉轩作为白鹿村的族长，在他的身上浓缩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赋予了传统文化的正统人格，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体现着传统农业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共存。他是一个很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为了提高整个白鹿村乡民的素质，约束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亲自制定乡约族规，使整个白鹿村“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48]。
白嘉轩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也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正统的思想教育，然而却宗教般虔诚地把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仁义”两字奉为人生的圭臬和标准。尊重和崇拜像他姐夫朱先生那样有文化的人，把蕴含着修身、躬行、勤俭思想的“耕读传家”和对联“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分别镌刻在门楼和两边门柱上。他不羡慕达官显贵，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在乎功名利禄，对这个喧嚣骚动不安的世界采用近乎哲人的眼光冷静地洞察。他为了使儒家学脉得以延续，顽固地守护着几千年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一同纳入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为了使孩子们能够全面系统地接受儒家正统的思想教育，积极地倡办义学。他真诚地善待每一位村民，广施善举，周济李家寡妇，并为她争取水田，没有私心，不图回报。作为族长的他时刻关注着白鹿原村民众的疾苦，把全村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愿他们的利益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害，一旦有祸及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便会挺身而出，出面解决。他机智聪慧，面对政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利用鸡毛传贴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他胸怀宽阔，做到“以德报怨，以正祛邪”，营救了老和尚与贺家兄弟，也不计前嫌，热情相助落难的、一直暗中与他为敌的鹿子霖，对曾经打断了他那直挺挺的腰杆的黑娃如同父子，亲自迎接黑娃回乡进祠堂祭拜先祖，也不惜屈尊托人搭救入狱的黑娃。在白鹿村久旱无雨之际，他不愿白鹿村村民再度遭受饥寒的苦痛，亲自带领全村乡民拜神求雨，以虔诚之心，祈佑上苍的庇护，并将烧红的钢钎穿进自己的腮帮，最终不省人事。他还竭尽全力保护被总乡约田福贤报复残害的农协成员。白嘉轩身为地主，“而不是仅供批判的一个腐朽的地主、一个周扒皮，也不是一个南霸天，一口就想把穷人的血喝光。”[49]他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去体验作为农民的那份本分和那份快乐，他与家里的长工鹿三，虽有主仆之别、尊卑之分，但有着一种融洽的兄弟情义，并称鹿三为他的三哥，从不把鹿三当作外人，甚至家里有大事要决定时还会听取鹿三的意见，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同劳动，与鹿三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地主与长工友好相处的奇迹。“其实白嘉轩对鹿三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并没有改变，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地主与雇农之间的关系是长期自然形成的。问题是，白嘉轩应该给予鹿三的那一部分他都给予了，他不像那些恶霸地主，该给予被剥削者的那一部分都不给予，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50]
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仁义”的本质内涵在白嘉轩身上充分体现着，这种“仁义”精神，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关注与同情。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在《白鹿原》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传承着民间的儒家传统文化。比如，白鹿两家发生矛盾纠纷，需要乡村塾师“朱圣人”进行调解时，朱先生就将“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51]赠送给白嘉轩和鹿子霖，化解他们间的矛盾，重归于好而且好似以往。滋水县令古德茂以“仁义白鹿村”为白鹿村命名，择吉日，敲锣打鼓，亲自送到白鹿村。朱先生用“怀仁”和“怀义”分别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徐先生在白鹿村开办学校的开学典礼上说：“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是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的‘仁义’俩字。”[52]等等。白嘉轩是“仁义”的守护者，在他身上所迸发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是令人十分敬仰的。这种人格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对儒家道德规范的顽固坚守，还表现在对个人的生活信仰的毫不动摇上。他坚信：“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53]他处世不惊，坚毅沉稳、内敛豪狠，具有硬汉的气质，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的曲折坎坷，为了守住心中的信仰，经历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和严酷的打击，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炼狱般的折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子孝文离经叛道，没有按照他的安排，接过族长的重任；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爱女白灵，也背叛了家庭，寻找所谓的自由，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面对家庭的变故，他没有颓丧消沉，一蹶不振，当败家子孝文为了一时之快吸食鸦片不能自拔将房子卖给鹿子霖，鹿子霖派人来拆房时，这无异于给了白嘉轩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时的他没有露出丝毫的脆弱和妥协。他说：“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54]他是一个从来就不会认输的人，在任何环境的压力下，他那象征人格和生命力量的“挺直的腰杆”，都是强悍的意志和防护能力的真实写照。白嘉轩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浩气。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特质和多重人格，是一个正负结合、精华与糟粕共存的混合体，是文明与野蛮浑涵的复杂形象。
白嘉轩身上还有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心肠的“冷”与“硬”，这是他残忍和歹毒的特殊表现形式。母亲、妻子都在不停地责怨他：“你真心硬！”冷先生批评他：“嘉轩你老弟比我还冷。”鹿子霖认为白嘉轩“心硬牙硬脸冷”。白嘉轩在黑娃的心中“是个想得出也做得出一马跑到头绝不拐弯的冷硬心肠”。他对自己死去的六个前妻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甚至连她们长得什么模样也记不清楚，对给他带来好运的第七房妻子吴仙草，也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只把她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来看待，妻子临死前想见儿女最后一面的小小愿望也被他冷酷、残忍地拒绝了。对违犯乡约族规的村民，更是心狠手辣绝不宽恕和轻饶。当女儿反对包办婚姻出逃时，他心狠地宣布说：“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对自甘堕落的长子孝文见死不救，不愿借粮给他，使儿媳活活饿死。对待被白鹿村人人唾弃的田小娥，更是以族长身份宣布：活着不许踏进祠堂的大门，死后还要压在自己亲手建的塔下，叫她永远不能翻身去见天日。“换地”事件就是他“不仁不义”的明证。白嘉轩的六个妻子接连死去、家财几乎荡尽之后，偶遇白鹿的“兆示”，精心策划，最后完成了他“卖地换地”不可告人的计划。然而白嘉轩却声称“我一生没做过偷偷摸摸暗处做手脚的事”。“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面对和自己“斗”了一辈子的鹿子霖，看着他年老痴呆、恓恓惶惶的样子，他终于良心发现，用真情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诠释了自己的“仁义”：“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这是他虚伪和阴毒的一面。他文化人格上的矛盾所揭示出的两面性，作家是这样概括的：“中国封建思想集中表现在一个‘仁’字上，它具有正面的一面，否则怎么会流传几千年令那么多学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它延续到民间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为人准则。白嘉轩不懂学问，但他身上就有这种影响，他希望有一种和谐、太平、有秩序、平安的生活，他不平白欺负人，但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负面有‘吃人’的东西在里面。如田小娥和黑娃的这种婚姻按照他的道德观、封建家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顽强、很坚决，不准他们进祠堂。那个祠堂就是封建的象征，他对田小娥的残害是一直把她消灭掉，尽管不是他直接消灭而是由具有同样道德准则的鹿三去杀害的。可白嘉轩最后连田小娥变成飞蛾都不能容忍要用火烧压在龙潭墙下，这种吃人可怕到了什么程度？”[55]白嘉轩是一个既崇尚仁义，又干不义之事；既重视道德，又背离道德的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和糟粕成分合二为一，“白嘉轩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56]。
陈忠实在刻画白嘉轩的人格精神悲剧中，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肯定与否定、赞赏与批判相间的态度，带有忧伤的挽歌式色彩，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恋恋不舍。”[57]
总之，白嘉轩是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的方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毫无愧色地列入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人物形象的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