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丰收时节
《乡村》小说集的出版到陈忠实归避老屋大约有一年半的光景，他以不竭的精力又给文坛献出了10个短篇小说，8篇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5篇言论。这些作品叙写的是大致相同的内容，在改革转型的新秩序下广大农村产生的新的矛盾和这些矛盾冲突的较为理想化的简单解决。
散文——实际为报告文学，则是豪迈的讴歌和纵情的抒发（多是对人物的赞美），充满着明朗的色调，代表着作者的一种道德理想，少有纯粹个人心灵情感的宣抒。作者的言论部分，主要是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而发表的一些杂感，比如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比如《信任》获奖感言，“坚持我们无限的鲜明的党性原则”，“坚持深入生活”，“要永远虚心学习”等等。这十篇小说与以前的小说相比，依然是主流创作立场，但是在历史的综合把握上展现得更为丰富、更为艺术化一些。这是他创作上新的拓展和深化。
陈忠实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不断努力，继续突破超越自己。1981年1月，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第一稿完成，这是他用三年多时间三次修改之后，最终发表在《当代》1984年第4期上的作品，成为他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初夏》描写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中国农村兴起时冯家滩村一个家庭父子之间关于“人生选择”问题发生冲突的故事。陈忠实期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70]，但写作的过程非常艰难，他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71]因而这部作品，就成为陈忠实“从事写作以来二十年间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痛苦”[72]。在写作的经验上，从此开始采用写作前给人物作传的实用方法。《初夏》以强烈的社会现实感展示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复杂内容，获得了1984年《当代》文学奖，并引发了陈忠实的文学反思，被他称为是一次思想和艺术的“剥离”。
陈忠实“1982年创作了《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73]作家将抒情之笔伸向了农村浓厚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境域，这里有中年丧妻的光棍生活的凄凉孤独，也有鳏夫养儿的辛酸艰难；既有劳动者之间的口舌误会，又有以诚相待、侠肝义胆的心灵信任；勤娃结婚，老康上坟，闹房的恶作剧，等等，无不展示了关中农村的古老遗风、乡土民情；而婚后一家人的和谐，又显现出康家日月的恬静闲适。这部小说之重要，就在于作者在写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命运的过程中，将艺术笔触开始伸向了人的精神层面，它因此获得1983年上海《小说界》首届文学奖。
《文学界》1984年第2期发表了陈忠实的《棒子老太》。在《棒子老太》里，他省思历史、关注现实，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农民淳朴的道德意识以及较为深厚的历史情愫，挖掘民族国民性及复杂性，将一颗扭曲了的灵魂揭示给人看，作家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并认为它是自己第一次尝试以人物结构小说，打破了以往以事件结构小说的习惯做派，开始探索新的艺术结构形式的一次新尝试。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是想通过这个较为复杂的形象挖掘一下我们的国民性”[74]。
1985年4月下旬，在咸阳召开了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陈忠实被增补为副主席，为了深入生活，挂职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十八岁的哥哥》（《长城》1985年第1期）、《夭折》（《飞天》1985年第1期）、《最后一次收获》（《莽原》1985年第4期）。《夭折》写一个文学失败者的悲伤失落又挣扎奋起的坎坷历程。《十八岁的哥哥》和《最后一次收获》这两部中篇小说揭示了新的社会历史变革如何导致农民精神世界的骚动，探究农民在新形势、新秩序、新规范面前心理的复杂变化。社会变革牵动着过去和历史，传统的、陈旧的观念必然会受到冲击，新的观念和新的意识也会逐步替代旧思维、旧习惯。这两部作品，深刻地融入了陈忠实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场变革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以及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种种反响，及时地捕捉到了人们精神的颤悸。他不仅意识到了，而且也把握住了，只有彻底地更新观念，实施“心灵剥离术”，才能不断进入深层的、新鲜的生活和艺术体验，才能避免落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困窘之中。这种认识得来不易，对他来讲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1985年12月20日，陈忠实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平生第一次出访泰国半个月，归国后的亮相使朋友们惊了一跳：布鞋换成皮鞋，中山装换成了浅灰色西装，服装折射出人的某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姿态，折射出社会规范、秩序的一种时尚。象征传统文化的“蓝袍”和象征自由解放的“列宁装”之于徐慎行（《蓝袍先生》主角），如同蓝呢子中山装与灰色西装之于陈忠实。
1985年11月，陈忠实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发表于1986年《文学界》第2期，是陈忠实倡扬人性和文化反思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作者将一直紧盯着农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目光转移到了1949年以前的原上农村，“由关注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转移到关注人的心理和命运的思考，他认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突破和创作上的一个进步。关键是，他的创作过程中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并揭示其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他以蓝袍先生为参照，也在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盲点与误区，为的是‘打开自己’，进行自己的‘精神剥离’”[75]。
集中兴趣写作中篇之余，他仍然没有舍弃短篇及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1982年底至1985年底的三年时间里，他献出了数量不菲的作品，有短篇小说16个，散文、特写6篇，言论6篇，其中获奖作品3篇。这些作品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在概括生活、选择题材、刻画人物、构筑情节、语言表达、心理描绘等方面，都没有整体性的超越和实质性的转变，稍有不同的是，作者的艺术视镜逐渐从对农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层面缓慢坚定地开始转向农民的精神世界，作家混沌的生活库存逐渐注入了新型活跃的思想素质，作家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和洞察，及至具体的写作感受和表现技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1986年夏天，陈忠实“第一次从地域文化对人物的文化性格的影响入手，开掘人物性格的特点”[76]，进而创作了中篇小说《四妹子》。小说描写来自陕北农村的女子嫁到关中乡村的生活，其爽快、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与关中人的因循守旧形成鲜明对照，也因此产生了陕北人的大刀阔斧的风格与关中人的谨小慎微风格的冲突。《四妹子》这部中篇小说是陈忠实这一时期最有韵味的一部，对陈忠实来说，是一部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是那个时期中国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1990年《四妹子》获得了首届陕西“双五”文学奖。
1986年至1988年，陈忠实除了写有《失重》（1986年1月），《桥》（1986年6月），中篇小说《地窖》（1987年10月），短篇小说《轱辘子客》（1988年2月）、《窝囊》《害羞》（1988年）和《两个朋友》（1989年）外，还有一些其他作品：两部中篇小说集，5篇短篇小说，9篇散文、报告文学及言论，1部电视剧本（两集）。其中有些是过去创作的再编，有些作品则是重复出版。整体衡量，这些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质量上乘者不多。一些言论披露了作者本阶段的艺术思想和创作追求，透视出作家某些言论对研究他的创作思想具有值得关注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