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长安　叙写史诗

柳青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柳青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总结《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的得失，他认为：对作家来说，由生活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的参与者，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要想做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当三年乡文书是远远不够的。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走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长期的，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是无条件的，自觉自愿，来不得半点的虚假；还必须是全心全意的，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青曾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编委、副刊主编。后历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但他不愿取得了一定成就便脱离群众，他不允许自己在思想和创作上有丝毫的停滞和倒退。为了跟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1952年5月，他毅然回到陕西，9月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这年冬天，他和县委工作组一起到王莽村帮助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合作社——蒲忠智农业生产合作社。次年他把全家搬到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安家落户，村子西北角有一座叫作中宫寺的破庙，他稍加修葺，就成为自己永久性的住所，居住了14年，在关中平原的沃土中深深扎了根。

在皇甫村十四年，柳青参加了农业合作化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对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长期深入生活使他对农村各个阶层群众的思想都十分了解，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雨历程中，他不是以作家身份自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和普通农民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了帮助农民按照党指引的方向，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他深入农村各阶层，同农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分析农村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动向，给党员上党课，给干部当参谋、出主意，给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讲社会发展史、讲互助合作课本，做村里各种人的思想工作，教育群众，帮助解决生产和生活上一些具体的问题，倾注全部心血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上，下功夫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合格的干部。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柳青进行了辛勤的劳作。他在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社会生活的最底层，研究不同的人、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探求人们的心灵秘密，考察风土人情，并且跟王家斌、蒲忠智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农民成了莫逆之交。1956年，柳青出版了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记叙了自己在皇甫村三年来亲身经历的农村社会的变化和感受。在这个集子里，他用朴实的语言和不可遏止的激情对这种辛勤劳作的农民进行了仔细的纪实，真实地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这里叙述的故事和描写的人物，都是真人真事，作家没有对它们做更多的艺术加工。他经常和群众在路上、炕头、树荫下聊天闲谝，扛起锄头和群众一起出工在田间劳动，跟群众提着篮子一道去赶集逛庙会，完全融入农民之中，他已经和农民划等号了，无法将他和农民区分开来。由于他长年居住在皇甫村，与皇甫村的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因而对皇甫村的人非常熟悉，也了解皇甫村几百户人家的历史情况，许多人的性格特征他摸得清清楚楚；他细心观察农村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农村社会各种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心理活动。将这些身边发生的故事和人物，从生活、思想和艺术上，融入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之中，这为他后来创作《创业史》夯实了根基，打下了基础。

进入20世纪50年代，柳青也进入创作的巅峰阶段，这一时期，《皇甫村的三年》和《狠透铁》先后问世，为他以农村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创作《创业史》增添了信心和力量。1959年《创业史》在《延河》连载，1960年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巨著。它的问世，是新中国成立17年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重大收获之一。它与《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相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标志着柳青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小说发表后，被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年，柳青在继续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美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用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同时进行第二部的写作，1964年前基本完成了初稿。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耽搁了一年多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创业史》第二部一直也未能完成。在“文化大文革”炼狱中，他作为一个作家，受到了“四人帮”迫害诬陷，夺去了他十多年宝贵的写作时间，使他无法顺利地完成《创业史》这部宏伟的巨著。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进行自己的创作，他写的一首诗“落户皇甫十四载，事半人在心未灰；堆中蜷曲日如年，盼望大哥放我回”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十年动乱中，他的爱人和助手马葳自杀身亡，他本人自杀未遂，过的是从人间到地狱的生活，畸形的年代，不仅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而且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然而思想却得以更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四人帮”粉碎后，他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虽然病情严重，身体极度虚弱，躺在朝阳医院的病榻上靠氧气瓶维持生命，仍以惊人的毅力修订再版了《创业史》第一部，朝夕口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最终还是未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抱恨离世，留下了被后人称为半部的史诗巨作，而成为憾事，无法弥补。但在关中平原的肥沃土地上深深扎根的他，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描绘中国历史上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他真是一个用终生实践着“为文学卖命”的誓言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