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
与第一语言习得理论一样，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且，由于它与第一语言习得研究同属语言习得范畴，它的学派也与第一语言习得类似，只是具体体现的观点略为不同。以下对这一领域中的行为主义学派、生成语法学派、认知学派、心理语言学派和社会语言学派做一些介绍。[3]
（一）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t approach）
行为主义关于第一与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理论都基于一个基本观点：语言习得与学习都是通过模仿、巩固与重复对刺激的反应而形成的习惯。所不同的是，习得第二语言时，第一语言的整套习惯已经形成。在这些习惯中，有些与第二语言习得类似，因而是有益的，被称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有些习惯则妨碍了正确地学习第二语言，是“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或称“干扰”（interference）。这些干扰以及在第一语言中不存在的语言项目就构成了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困难，也是产生第二语言错误的原因。
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了著名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论，对第一与第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做系统的比较与分析，从中找出两者之差异，即预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困难，以便在学习的过程中克服干扰，形成正确的习惯。但是，外语教学实践证明，第一与第二语言项目并非都相匹配，也不可能逐个进行对比。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错误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绝非对比分析所能概括。因此，对两种语言中可比性较强的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具有一定价值，但认为对比分析能预言学习者的一切错误则未免言过其实。
（二）生成语法学派（generative approach）
生成语法学派关于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理论依据与它在第一语言习得方面的基本观点一致，即语言习得是人脑创造性的活动，语言习得机制中含有的普遍语法规律能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语言习得。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生成语法学派在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方面提出了与行为主义“对比分析”针锋相对的“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这一理论的强烈支持者杜蕾（H.Dulay）与伯特（M.Burt）指出，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错误是发展中的错误（developmental errors），它们大部分与第一语言习得者的错误类似；而第一语言的干扰所产生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实验，许多数据表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干扰十分突出，例如不同方言的口音、词汇和语法规则都对学习第二语言有明显的影响。“错误分析”理论由于走向极端而受到了批评。此时，以塞林科（L.Selinker）为代表的语言习得研究者提出了中介语体系（interlanguage system-IL）及其语法。他们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者有独特的语言习得体系，该体系与第一、第二语言体系均不同，而介于两者之间。所谓错误乃是中介语体系的体现，由此引导出大量对中介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有关中介语的基本论点似未引起众多非议，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不再是热门话题。
（三）认知学派（cognitive approach）
认知学派由一些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组成。当生成转换语法学派兴起时，认知学派曾与之联手批判行为主义，因为两者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的观点基本上一致。可是不久，两个学派便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时至今日，以生成转换语法学派为一方，以认知学派为另一方的辩论已构成了第一、第二语言习得论战的主战场。
认知学派的观点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与生成转换语法学派不同：
认知学派认为，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应将它放在整个人脑认识事物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与分析。而生成转换语法学派仅从语言的角度孤立地研究语言习得，由此产生的理论必然是片面的，有些方面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认知学派反对语言习得是人类生来固有的机制，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尤其如此。通过大量实验和详尽分析后，认知学派指出，语言植根于人类的经验，其意义反映了客观世界。所谓“理解”，是指语言结构把人们引导到感知过的某种场所；所谓“表达”，则反映了世界某方面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这一学派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说明大脑皮层可塑性很强，人脑中的各种图像是客观世界在不同的人头脑中的反映，而不是人生来就固有的机制。在大脑各部分中，与语言有关的部分很多，但没有任何部分专门控制语言而与人的其他活动无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个人差异很大，有些人可能一生都不能掌握第二语言。这些事实都证明，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的能力不能仅仅依靠人类生来固有的机制运作。
（四）心理语言学派（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
心理语言学派与认知学派的基本观点相同。但是，后者着重从理论上阐述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属性及依据，而前者则更多地探讨在第二语言习得的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寻找规律。
关于人类先天是否具有习得语言的机制问题与认知学派的观点雷同。关于注意力与记忆的一般机制与熟练掌握第二语言的关系的问题，一派认为，习得第二语言无须注意力，也就是说，习得是自动的，多次接触与使用就足以习得该语言。另一派的看法却正相反，认为，注意力是第二语言习得必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不加注意有时也可习得一些单词或简单的语言结构，但这是短期的习得，如不巩固便会遗忘。因而，它们不能代替长期的习得与学习。
关于记忆的讨论集中在探讨语言和文字的概念在人脑中的位置，以及两种语言的词汇互相依存与结合等问题。有些研究者从实验中发现，习得某信息（如新单词）时的情景及与新信息同时出现的有关线索（如语言习得者当时的感觉和想法等）得到再现时，该新信息比较容易被记忆与掌握。与此相关的是，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不能孤立地讲解单词，而应将它们放在一定的情景中，联系学习者的生活实际进行教学。这一研究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它们对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科研与教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社会语言学派（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概括地说，社会语言学派内部共有以下三大分支。
1.互动论（interactionism）
与第一语言习得的互动论一样，第二语言习得的互动论学派强调环境和交际对象与语言习得者互相交流的重要性。如果说第一语言习得的环境和交际对象是自然存在的，那么，在非第二语言的环境中学习第二语言，环境与交际对象都极为有限。这时，第二语言习得者的语言质量和心理因素，如兴趣、焦虑和反感等都直接与交际环境及对象有关。社会环境能改变习得者的心理状况，交际对象的态度和语言也影响第二语言习得者的心情、态度和学习效果。近年来不少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一些日本学生学习英语时，如与友好的美国人对话，说英语的流利程度和准确性都大大提高。
2.语用学论（pragmatics）
这一学派是社会语言学领域内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十分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强调第二语言习得者必须掌握语用学，即学习第二语言时，必须同时培养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包括说话人与听话人应遵循的礼仪、交际策略与得体词汇的选择、语篇的组织与对话技巧的运用等。不少研究者认为，掌握语言知识与使用语言的原则应同时进行，因此有必要探讨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过程中这两方面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但因这一研究涉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目前尚无充分的研究成果能系统阐明这个问题。
3.语言变体论（language variationist theory）
语言变体指同一人或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使用同一语言时产生的变异。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之一。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使用不符合第二语言规则的语言，各种学派有截然不同的解释：行为主义贬之为第一语言干扰的错误；生成语法学派褒之为语言发展中的错误；塞林科称之为“中介语”，而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体论者则将它解释成“语言变体”。他们认为，不同的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有各种语言变体，它们具有一定的规律，没有理由指责它们为“错误”。然而，由于当时并无充分的语言资料证实第二语言习得的“语言变体”都遵循固定的规则，这一论点受到生成语法学派的猛烈抨击。近年来这方面的语言资料有所增加，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