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自秦始皇并吞六国，中国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由于众多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割据对抗的局面。从公元三〇四年刘渊称王到五八九年隋文帝平陈，南北对峙近三百年。尔后，隋唐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开、天之际，海内富实，唐统治者在穷奢极欲之中迅速腐败下去。七五五年，安禄山起兵叛乱，从那时起，战乱频仍，南北又分裂了五百余年，一直到一二七九年赵宋政权覆灭，全国才归复于统一。所以，要论元朝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很有必要简单地追溯一下唐朝中叶以后这段充满曲折和祸难的历史。

南诏在安史之乱前已经独立，四川屡遭兵燹，且不去说它。乱后，唐朝国势日蹙。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戍守西域的精兵几乎全部撤回，丝绸之路中断，阻绝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吐蕃乘机占领西域，并一度率师东下，攻破长安，立了个傀儡天子。出兵助讨安史叛军的回纥也恃功暴横，把东都抢掠一空，嗣后势力日强，迫使唐政府每年以和市名义“岁赐”绢帛，向他们购买和平。九世纪初，沙陀从新疆东部逐渐东徙到山西北部，其势力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战争中发展起来，以后先后在中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短命的王朝。大约与此同时，党项从青海北徙，割据今陕西北部，后来由此发展为西夏。在西北，以喀什噶尔和八剌沙袞为中心，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个自称“中国皇帝”的黑汗王朝。在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以东蒙为基地的契丹族亦得以逐渐强大，迫使石敬瑭向他们割地称臣。

从契丹占有燕、云十六州到女真在东北立国，宋、辽、西夏在中原对抗了二百年。宋朝统治者极端怯懦，对西南的吐蕃与大理，但图苟安的赵匡胤，竟卑怯地宣称“大渡河外吾不有也”，而任其割据；对契丹和西夏，亦分别以巨额岁币买得一年苟活偷生的安宁，积贫积弱，坐待亡国的命运。

一一二五年，金灭北宋。从这时起直到南宋亡，民族斗争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场面。前一百来年，基本上是宋、女真、西夏间的对抗混战。南宋政府偏安一隅，“直把杭州当汴州”，始终执行“甘弱而幸安”的政策。他们向女真统治者割地、纳币、称侄，根本不图振作。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大蒙古国。从此又开始了蒙古与西夏、女真和南宋之间的生死搏斗。就在成吉思汗立国这一年，南宋韩侂胄抓住金朝北边受蒙古侵逼、国内局势不稳的时机，起兵北伐。爱国诗人辛弃疾曾高兴地歌道：“如今塞北传得真消息。赤地千里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熊罴百万堂堂，维师尚父鹰扬。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韩侂胄被朝廷割掉脑袋，函首解送女真，作为南宋皇帝向金朝赎罪的物证。由南而北的统一既然不可能实现，蒙古军马便大踏步南下，次第灭掉各个割据政权，重新统一全中国。

纵观这五百年的历史，各族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财富和土地，残杀不休。土地荒废，人民流离，社会进步受到极大的阻碍。这种情况，对于胜利者或失败者任何一方的人民都是灾难。正是由于元王朝的统一，长达五世纪之久的割据对抗与破坏空前的战乱才得以终止。

蒙古兴起时中国有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七八个政权并立。为什么蒙古独能统一中国、结束五百年的分裂呢？这须从成吉思汗祖孙父子的主观方面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就成吉思汗讲，他的个人才能是出众的。《元史》称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他很能团结部下，采取教导和刑罚相辅而行的办法，反映了他的领导才干。在这方面，读《史集》记载的成吉思汗“训言”，亦可略知梗概。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振作、停滞不前，不能吸收周围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济己之短，那就必定要衰败没落。在宋、金日趋没落的时候，蒙古兴起了。他们骑兵虽强，但人口不多，乃进兵西北，招纳或降服了许多民族，如畏兀儿、哈剌鲁、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等，以增加自己的兵力。南方是城郭国家，正如后来阿朮所说，非汉军不能攻夺。于是，一方面尽量利用汉族的各种手工业工人及技术人员，如治弓、矢、甲、胄，造炮、造桥以及卜、医、星、相等人员，以补其缺；另一方面，招纳汉族地主武装及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助其扩张土地和进行统治。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这个亡国之君，把蒙古强大的原因归之于马力与技巧，固然失之片面，但他看到蒙古人能兼收并蓄其他民族的长处以济己之短，仍不失为从亲身的失败中体验到的真知灼见。

从政治形势分析，当时中国以及西域的许多国家和民族，无一不是处在衰敝的状态。就中国本土来说，女真立国，已经一百多年。它对待北中国人民一向很残酷，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仇恨都很深。蒙古军到河北，腐朽没落的猛安谋克户跟着统治集团逃到河南，被他们丢下的河北、山东地区，赤地千里，人相食。“白骨纵横乱似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女真皇帝依靠在河南重税括粟，维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通货恶性膨胀，“万贯惟易一饼”，民心涣散，金的统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南宋也是萎靡不振的王朝。统治者过惯了卑躬屈膝的生活。从澶渊之盟起，向来以岁输币帛、称叔称伯的屈辱代价向北朝乞求和平。一二七五年，元朝大将伯颜占领平江，逼近临安，南宋朝廷闻风丧胆，又捧出他们的祖传法宝，遣使向蒙古求和，条件是“尊世祖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岁币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这样使民族蒙辱的腐朽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蒙古统治者以相对强大的力量，实行各个击破，并且不断地从日益广大的被征服地区补充和配备自己各方面的力量，终于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半个亚洲的武装力量，统一了全中国。这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是十分自然的。

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不科学的。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是历史的进步。当时的中国，从各族间互相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合为一体了；从中亚、西亚来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回族。在中古东亚历史舞台上活动的诸民族，莫不受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所支配，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只有极少一部分，如阿速人等，跟随元朝末代皇帝逃到漠北，才又返回到游牧的生活中去。元朝在吐蕃设置了十三个万户府，西藏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也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在前代都是稀有的事。很明显，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民族融合的观点看来，此种影响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

徐大焯曾在《烬余录》中说到，元时江南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人当甲长，威福自作。人们在研究元代的社会矛盾时，多喜欢引用这一条记载。如果说，某时某地曾发生过此种现象，那可能是正确的。但若说有元一代广大的南方地区都是如此，就根本不是历史事实了。兹举南京、镇江两巨镇为例：集庆路民户凡二十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四，其中蒙古户只有十四户，溧水、溧阳两县根本没有蒙古人；镇江路十万六十五户，蒙古二十九户：录事司二十三户，丹徒一户，丹阳三户，金坛二户。集庆、镇江地当冲要，蒙古人尚且如此之少，可见在其他地方，更不会有那么多蒙古人去充当甲长。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是原始史料，仍然要进行内在的分析。史料都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这一时代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地点来说是真实的，对另一地点、另一时间就不能适用了。如果根据上面提到的这一类史料，不加分析，以偏概全，尽量夸张元朝的黑暗面，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元朝的蒙古人不多。他们怎样统治中国呢？

元朝统治阶级所依恃的，当然首先是蒙古族的本族人。成吉思汗在长期的征讨战争中，锻炼出来四骏、四狗和二“先锋”，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十投下”、“十功臣”。可惜关于诸家的史料，除木华黎、速不台等数家后裔尚有史迹可征外，其余的只知其官高爵显，而无史料流传下来。

对于征服和统治这么广大的中国来说，蒙古本族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蒙古军队总共有十多万人；到内地来的蒙古人数无法确考，根据明末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信，说元时蒙古人到中原来的约有四十万人。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显然还不具备统治一个经济、文明都高度发达的封建农业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素养。因而，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和统治中国时，还得大大依赖色目人。西方的民族，不论是投降的，还是被征服的，都被蒙古征发来充作兵员。譬如高加索山地的阿速人，就大批地被迁到中原来，组织成阿速卫。咸海以北的康里，康里西北的钦察，今伊犁一带的哈剌鲁，以及斡罗思、唐兀等族，都分别依其族籍组织成军。忽必烈时代用来打南宋的军队，除了北方汉人外，几乎包括了中亚细亚一带各族的人。统一战争结束后，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政府或军队里做了官，对元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回回人，长于运输、储藏，善于理财、搜刮，长期被蒙古贵族用来经营商业，管理财政。

归附蒙古的汉人和南人，也替蒙古统治者出了很大的力气。在北方，很早就有一批“结寨自保”的武装地主投靠蒙古军，替他们扩大势力；忽必烈时帮助他建立制度的读书人，不少是金朝的官僚地主，“亡国大夫”。首先向元廷提出“先从事襄阳，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的平宋方略的，正是南宋降将刘整。当时南宋的襄阳守将是吕文焕，长江流域遍布吕氏弟兄、门婿、儿子、部下。所以吕文焕举襄阳降元以后，元军得以顺流东下，长驱直入，大大加速了南宋守军的溃降。元朝统治者看到汉人、南人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治理汉地也不能不利用他们，因此除了军权不轻易交出而外，一般行政官员中，汉、南人数目超过了蒙古、色目人。元朝政权，是十足的蒙汉统治阶级联合政权。

元朝国内充满了矛盾。它的前期，在北方主要是蒙古皇族，即成吉思汗兄弟子孙的后裔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要推翻蒙古政权，而是依蒙古旧俗，中原皇帝的宝座，孛儿只斤氏的子孙人人有份，所以无论是东道诸王或西道诸王，都不甘心老死沙漠。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论功行赏时，被他视为六弟的失吉忽秃忽不是向他要求“有土墙城子”的人民吗？金亡后，对广大的北中国城市，蒙古贵族谁不垂涎三尺？因此，一旦皇位虚悬，势必有人试贾余勇，争夺这块肥肉。到了元朝中后期，南方的矛盾逐渐上升，日趋严重。其性质是“不平人杀不平者”的斗争，即反压迫的民族斗争和反剥削的阶级斗争，目的是要推翻元朝政权，改朝换代。

根据蒙古可汗的继承制度，可汗生前示意或指定某子孙继位，死后再召集亲王驸马、将相大臣参加的“大聚会”（忽里勒台），共同推举新可汗。然而分析一下所谓的拥立者与被拥立者都是一些什么人，就不难看出，遗嘱、大聚会、推举等等都是形式，兵权在谁手里，才是实质。

成吉思汗留下的军队共有十二万九千人。其中十万一千由幼子拖雷继承；其余二万八千分给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三个弟弟和四个儿子，最多的得五千，最少的只得一千。拖雷继承的十万一千人是成吉思汗的亲信部队，其军官都是在成吉思汗麾下出生入死、共创大蒙古国基业的宿将老臣。这些人怎么会甘心情愿自己的总帅交出大权，俯首听命于只有四千兵士的窝阔台？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吉思汗死后召集的大聚会上，众人“归心拖雷”，集议四十日而不能决定人选的道理。只是经过大胡子耶律楚材和速不台的劝说，大会才勉强达成协议，推举窝阔台为可汗。但是，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仍一直在继续，直到蒙哥即位方告一段落。蒙哥的军队，就是拖雷的旧部。贵由死后，窝阔台系势力微弱，虽有脑忽等起而争位，帝位终于还是转移到拖雷系统的手里。

蒙哥时代，忽必烈受命长期经营中原汉地，在人力与财富方面，都比以漠北为根据地的幼弟阿里不哥强得多。因此，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在与忽必烈的争位战争中很快失败，就是势所必然的了。阿里不哥失败以后，东、西两道诸王中觊觎汗位的仍大有人在。为了隔断东、西诸王，阻遏其携手联军南下，元初诸帝，一直委派亲王大将驻军和林。他们的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可是同时，元朝皇位也就常常落在坐镇漠北的亲王手中了。如成宗、武宗等人就是如此。他们在漠北的旧部，是他们争夺帝位的工具，随着新帝即位，枢密院之类大权，就成了他们的囊中物了。世祖以后，元朝的蒙古族军队战斗力渐弱，驻扎在漠北防止西北宗王叛乱的军队主力，都是阿速、钦察、康里等部族军。其将领如土土哈、床兀儿、燕铁木儿等祖孙父子，既世代握有重兵，又以拥戴有功，他们的权势，可以想见。所以中叶以后，朝政紊乱，政治腐败，他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元朝统治阶级为处理民族矛盾也煞费了苦心。赵宋政权的军队在襄阳和崖山溃降以后，被元朝整编成为新附军。这十几万将士是有组织、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被迫降元，忽必烈一一接受。但是既不能全部杀掉他们，又不敢叫他们解甲归田，如何处置他们呢？忽必烈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放心不下、睡不着觉的。至元中叶，元王朝屡次兴师，征日本、征爪哇，实际是别有用心的做法。征日战争中最活跃的，正是宋末戍守长江沿岸的吕氏军阀集团成员，吕文德的门婿范文虎。范文虎率领十万将士出征，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十仅一二。忽必烈算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

用汉法治汉民是草原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必行之路。契丹不就“以汉制待汉人”，设立了“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南衙吗？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时代，政治重心在漠北，尚视中原为边地，学习邻族文化也以畏兀儿为师，汉法的需要还不紧迫。所以，后来自称“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早期只能像巫筮一样靠说鬼话混饭吃。随着蒙古势力日益深入中原，汉地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元朝立国的根本；政治重心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南移；喇嘛教、伊斯兰教虽颇盛行，亦无法与在全国居主导地位的汉族封建文化相抗衡。政治、经济、文化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蒙古人原来“虽得汉人亦无所用”的观念必然也要发生改变。这就大大促进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形成和发展。有元一代，各种制度大抵是损益唐宋以来的旧制而成，但同时亦采用了不少其他民族特有的剥削方式。例如“五户丝”，似乎就是袭用辽代的“太后丝蚕户”制度。元初，“北军要讨撒花银，官军行移逼市民”，是对百姓无情的勒索。“撒花”一词，是波斯字Sauqāt的音译，意为“礼物”；足证是从西域传来的勒索方法。元时军前掳到的人口称为“驱”，后来在北方亦以买来的人口称为“驱”。金代良人被掠者为“驱”，也有凶年百姓典雇为“驱”者。可见元代的“驱口”，亦应是金代遗制。蒙古贵族自己不会做生意，把金钱交给回回商人，令贸易以纳息，当时称为“斡脱钱”，政府且设有专门机构，号称“斡脱所”。“斡脱”（Ortaq）突厥语为“同行”、“伙伴”，而在花剌子模意为“商人”。这种特别的高利贷剥削，显然也是采用回回地面的剥削方法。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元代民族压迫的色彩。

大家都知道，金朝统治者关于兵权、钱谷之事，用人的次第是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元朝袭用这种种族歧视的政策，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中央政权和军权方面，蒙、汉之界是严峻的。各地大小政府机关的最高头领达鲁花赤，即“镇压者”，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赋有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全权。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出了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日本军阀在沦陷区大小政府机关遍设“日本顾问”，显然就是从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中学到的心得体会。南人到中央政府中去做官的，始终不多，被北方人看不起，称为“腊鸡”。在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待遇方面，四等人都是有差别的。这既是反动的民族防范政策，又是恶毒的分化挑拨政策。(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时常使用“蒙古统治者”这个词，其意思只是说元朝的中央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几十家蒙古贵族的手里。广大的蒙古人民仍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蒙古穷人的子女，不是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当奴隶，甚至被贩卖到海外去的吗？相反，江南富豪中，不是也有像朱清、张瑄那样田宅遍于吴中、连当日宰相亦垂涎其家资的大地主吗？可见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虽是元末农民军鼓动起义的宣传口号，其实贫富之别不在南北，与所属民族亦无关。元末农民大起义本身所反对的，也不仅是民族压迫。当时积极起来镇压起义的“义兵万户府”、“义兵千户所”，不正是南方各地的地主武装么？蒙古皇帝面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不是还向汉族朝臣们讨教“诛捕之法”么？

如上所述，元朝的社会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时代。蒙古统治者在中原依靠汉族地主剥削人民，而汉族地主为维持本阶级的权益，也需要依靠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元朝的农民起义所以多，就是因为这两种矛盾都可以激起反抗。所以，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元代的起义原因都归结为民族矛盾。

三

元朝和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的政权，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是从前代继承和发展来的。元朝有的大部分弊病，其他朝代也有。因此，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是不适当的。

如果我们研究元朝社会的特点，就会发现，尽管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若干落后倒退的因素，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出现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

有人认为，蒙古人不能汲取汉文化，所以元朝国祚不长。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能加强其统治力量，提高其物质生活的汉族文明，蒙古统治者从不拒绝，总是尽量加以利用。猛火油、震天雷、制甲、造桥等先进技术，不是在蒙古人的征服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么？《元史·百官志》列举的手工业官署，不尽是当日精工良匠荟萃之所么？至于农业，本非漠北牧民所娴习，然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即迁移内地农民北去，种田做工，分布于漠北各地。后来，还让他们“杂教部落”，指导一部分蒙古人种植粮食。阿尔泰山南的称海，以及杭海、和林、五条河，唐努山北的谦谦州、吉儿吉思等处，竟一时成了产粮基地。惟从事此种工农业生产的多是汉人及回回人。蒙古统治者只驱使蒙古人充当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保护他们的政权，而不引导蒙古人学习先进文化。因此，一旦政权丧失，所有的一切便悉归乌有了。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对儒、道、释、医、卜者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看来，这几类人属于“技术”人才。成吉思汗召见精通卜筮的耶律楚材，带他随军西征，因为卜筮在战争中对于落后迷信的将士能起很大的作用。一二一九年，以医术进用的刘仲禄言道士丘处机有保养长生之术，成吉思汗便命他跋涉万里，到山东莱州召这位道士。同时，他又指令木华黎国王优待海云禅师师徒。僧、道之流善于装神弄鬼，后来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传来，更适合蒙古贵族的口味，因而极受尊崇。在元代，僧、道的地位很高，郑思肖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是有一定道理的。

蒙古人最初不知道儒者有什么用途，俘虏到儒士，往往让他们去做苦役。后来，耶律楚材等人建议说，儒者学的是周公、孔子治天下的道理，要管理好汉地，没有他们不行。因此，把孔、孟的庙祀恢复了，孔夫子的后裔也封了官。一二三五年打南宋，命姚枢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等人物，姚枢是儒者，故特别重视儒士，在俘虏中发现了理学家赵复，将他带到北方去传授程朱理学。一二三八年考试儒士，对合格者准予豁免身役，选用他们做官或让他们教书。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培养统治人才。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族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来教育子女。这样，元朝也出了一些懂得汉文化的蒙古族文人学士，如朵儿直班等人。

然而，多数蒙古贵族则只知道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役使汉人、回回人为自己服务，而不愿学习比较艰深的汉文化。有位皇太子说，儒家老师说的话，听了昏昏欲睡，而喇嘛说教一听就懂。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之说在蒙古人中不会有广大的市场。儒虽不是宗教，但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又有自己的经书，蒙古人也就把儒生看成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也里可温等“告天祝寿的人”一样，给予一定的优待。但儒的地位总是居于释、道之下。

元朝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政府使用三种语言文字。蒙古语是所谓“国语”；汉人、南人使用汉文。色目号称三十一种，其中以回回的文化为最高，回回商人在朝内拥有很大的权力，所以元朝许多重要机关都设有回回译史、令史、掾史等官职。政府设立的最高学府，除蒙古国子学、国子监、汉文国子学、国子监外，还有回回国子学、国子监，讲授亦思替非文字（即回回文），来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当时回教世界通行的语言是波斯语，于是波斯文也就与蒙文、汉文并列，成为元朝官方使用的文字。

元朝，大批回回人入居中国，伊斯兰教亦随之广泛传播于中国各地。因之元朝不仅三种文字并用，喇嘛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三种文化亦并存。此外，元朝皇帝把各种宗教视为手的五指，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所以也里可温（景教、天主教）、朮忽（犹太教）也都有一席之地，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组成部分。

蒙古统治者的大事有三，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回回地面出产的武器和奢侈品，如回回炮，折叠弩，如牙忽（宝石）、答纳（珍珠）、速夫（毛布）、纳失失（金锦）、阿剌吉酒（蒸酒）、舍儿别（果子露）之类都相继输入中原。而对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交流。元朝制造的回回天文仪、地球仪（木制圆球）等科学仪器，所编著的回回历书、医书、地理书等，都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成就。地理家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的制图法，显然都受到回回地图学的影响。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更有许多赞誉回回神医奇药的篇什。

元代文化的多样性是显著的。那么经济上怎么样？是有所发展，还是衰退了呢？这个问题也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北方地区在金朝末年，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很多地方生产衰落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蒙古军队的破坏，有金朝统治者与河北起义人民之间的战争，还有各个地主武装集团的相互争夺残杀。后来，元朝政府在北方恢复农业生产，有的地方还恢复得很好，没有闲田，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了，如山西，甚至做到一亩地可养一人。受战争破坏最甚的河南，江淮地区，也是“丛蓁灌莽，尽化膏沃”，“荒田耕遍”，生产得到恢复。至于江南地区，破坏得并不太厉害，经济情况与南宋时相差不多。总的说来，在元朝，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尤其是边疆地区开发了，北宋、南宋还不能和它相比；棉花的种植普及了，中国北方原来是桑麻遍野，到元代，渐被棉花代替了。这在穿衣问题上是个很大的改革，以前穷人穿麻织品，现在可以穿棉布了。

元朝的中外交通特别发达。陆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朝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一个欧洲商人也说，从黑海沿岸城市到达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是因为，陆路交通有严密的驿站系统做保障。海路交通方面，元代的航海技术有很大进步。航海者们善于利用季候风规律出海、返航，“凭针路定向行船，观天象以卜明晦”。他们长期积累的观测潮汛、风信、天象的丰富经验，还被编成歌诀。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他们才能航行得更远。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只是继承元代航海家的遗业，步其后尘而已。

由于中外交通发达，元朝的对外关系得到了发展，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中外贸易十分活跃，在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有波斯、阿拉伯商人，而且出现了欧洲和非洲的商人。元代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我们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看问题，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元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不少方面有它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政治的腐败也是相当突出的，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乃至落后的影响。举例说，唐、宋以来以科举取士，元初不行科举，入仕之途或由宿卫，或由儒，或由吏。到仁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才恢复科举，开始会试进士，可是采用了深受南宋理学家影响的程钜夫等人的意见，“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从此四书五经成了圣经，程、朱成了圣人的代言人。科举考试、学校教学一律用朱子的传注。到了明朝，朱元璋、刘基又制定八股文体，为士子进身的敲门砖。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这一套思想的枷锁束缚六百多年，一直到了五四运动时代，才得到解放。对于这些方面，当然也是我们所必须看到的。

四

我们很早就有编写一部简明的元朝断代史的愿望。二十多年前，我们在开设元史课时曾编写过一本二十万字的讲义。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写作的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相当繁重，编写本书的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

本书是由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完成的。具体执笔的同志是：第一、二、三、八、十章以陈得芝为主，第四、五、七、九章以邱树森为主，第六章以丁国范为主；施一揆参加第五章，姚大力参加第四、八、九章，刘迎胜参加第六、八、十章部分撰写工作。

本书初稿完成后，曾得到国内元史专家们的热忱帮助和指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周良霄，历史研究所的陈高华、杨讷、唐宇元，民族研究所的刘荣焌、高文德、蔡志纯、白翠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的周清澍、林沉，杭州大学的黄时鉴等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予以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得以出版是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很低，资料使用也有一定的困难，对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了解不多，因此，本书的缺点、错误一定很多，我们诚恳地希望元史专家们和史学界的同好们提出批评和指正。

韩儒林　一九八二年秋于南京

附识：本书各章、节的修订，均由原作者承担（除已故施一揆外）。按照人民出版社意见，增《元代的社会生活》一章，由高荣盛撰写。刘迎胜承担全书的选图，杨晓春同志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