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集团的腐朽
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他们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婪地掠夺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元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他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又是封建国家机器的最高操纵者。由于元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也拥有最多的财富。元代皇室和宫廷的挥霍浪费是十分惊人的。皇帝的腐朽很快影响到军队和吏治的败坏，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迅速腐朽化，构成了元朝政治的特点；同时，也是导致元代阶级矛盾急遽尖锐化和元朝速亡的重要原因。
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每年用于佛事的费用，日甚一日，其挥霍程度为前代所不及。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时人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其《僧道》目称：“今国家财富，半入西番”[130]；时人张养浩于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所上《时政书》中也说：“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131]。说明当时佛事浪费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正月，中书省又说，佛事岁费，较旧时又有增多[132]。清代学者赵翼在统计了元朝佛事的巨大浪费数字后指出：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年）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佛事“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133]。
元朝宫廷的费用也十分惊人，浪费日益严重，如元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中政院臣说：“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134]。后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御史台指出：“国朝初用宦官不过数人，今内府执事不下千余，乞依旧制裁减冗滥，广仁爱之心，省靡费之患”[135]。奢华惊人的宴会，是元朝蒙古统治集团所一向爱好的，而这种宴会，到了顺帝初年，颇为频繁[136]。甚至到了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即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天寿节时，尽管大都大饥，人民已到了“父子有相食者”的地步，而元朝统治集团却照例狂宴于庙堂之上[137]。
上述宫廷内的挥霍浪费是与元朝皇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的巨额赏赐有密切联系的。元朝皇帝为了显示他的权威，固然用优厚的赏赐作排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企图用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以贵族弘吉剌氏为例，一二三六年时一次赏赐就有济宁路及济、兖、单三州，巨野、郓城、金乡、虞城、砀山、丰县、肥城、任城、鱼台、沛县、单父、嘉祥、磁阳、宁阳、曲阜、泗水十六县作为其分邑；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又赐福建汀州路长汀、宁化、清流、武平、上杭、连城六县。至大元年、二年（一三〇八年、一三〇九年）又有很多增赐。其五户丝、金钞之数，以一二三六年赐济宁路三万户为例，每年有丝二千二百多斤，钞一千六百锭[138]。对诸王的赏赐数量更多。这种毫无节制的滥赏，造成元朝政府沉重财政负担，所以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正月时中书省就提出“朝廷赏赉不宜滥及罔功”[139]；七月，监察御史也惊呼财政支出较岁入多出数倍[140]；八月，中书省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恩赏[141]。然而，尽管财政十分拮据，赏赐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宗就前后将平江官田赏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平章黑驴、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笃麟帖木儿、鲁国大长公主等。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曾赐给宗王、贵族大量田地，伯颜前后共得赐田达两万顷之多。这些皇亲、勋臣并不以获得大量赏赐而满足，他们在地方上则更加贪残，以忽必烈之孙、威顺王宽彻普化为例，“文宗天历初，赐宽彻普化金银各五十两，币三十匹，仍镇湖广，而宽彻普化纵怯薛等官侵夺民利，民颇患苦之”[142]。因此，这种赏赐的后果，一是加速政府的财政危机，二是使这批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成为寄生虫。(https://www.daowen.com)
皇帝和贵族的腐化，引起了连锁反应，元朝的地方官府和官吏也急遽地暴露出各种腐朽性。早在元贞年间，时人就指出了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如下“时弊”：“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而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143]。其中官吏贪赃则愈演愈烈。到元朝末年时，“官贪吏污”竟发展成“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144]。在这种贪官污吏控制下的官府其名声自然是“赃污狼藉”极了，老百姓作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145]。甚至连元顺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146]。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随着元朝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元朝军队也急遽腐朽，丧失战斗力。元武宗时，全国统一已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147]的情况出现了。这些将帅，多半是“累世承袭”的将家之子，“诸将沿禄，军士多失训练”，于是军纪愈益败坏，天历时，就有“所至抄掠”的记载[148]，甚至出现“兵白昼挥刀戟走市，怖人夺资货”，“纵火焚庐舍，横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149]的现象。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泰定帝时，许有壬上《正始十事》，其中提到当时军队的败坏：“卒以日惰，将日以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朘剥是习，至有不能挽弓者”[150]。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把元朝军队的腐败归纳为：“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151]果然，到元末兵起时，这支军队，“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是以有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曾无惩戒，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152]。这样的军队当然是不堪一击的。
元朝的统治，由于统治集团和各级官吏的腐败，大大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发展。到了元朝末年时，这种矛盾终于进一步激化。朱元璋说：“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153]。他把元朝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做了生动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