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统建元

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国朝（蒙古）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国家机器，这是忽必烈十多年来一直深思熟虑的问题。经过将近十年在漠南汉地的实践，特别是一二六〇年三月即大汗位后，这种设想终于成熟了，于是“一代王法”开始逐步建立，而中统建元可以说是忽必烈意图按中原原有封建格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所跨出的第一步。

蒙古人原以十二生肖作纪年。忽必烈即位前，蒙古诸汗也不用年号。忽必烈却来了一个大变革。《中统建元诏》曰：

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21]

建立年号一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是为了表示大蒙古国继承了中原封建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了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忽必烈政权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正向中原历代封建王朝模式看齐。

当然，忽必烈采用“汉法”，并没有完全抛弃蒙古旧制。这一点郝经在当时所上的《立政议》中讲得很明白：“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下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22]。然而，忽必烈“附会汉法”的那些重大部署，往往遭到守旧的蒙古贵族们的反对。中统建元后，西北藩王遣使入朝，气势汹汹地责问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23]高智耀认为“儒术有补治道”，主张释放儒士被俘为奴者，“贵臣”们大为反对[24]，总之，推行“汉法”的阻力是很大的。而忽必烈周围的谋臣，总是不断地为他打气，鼓励他坚定不移地推行“汉法”。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许衡上了著名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说道：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宜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25](https://www.daowen.com)

忽必烈在这些汉族地主分子和接受汉法的各族上层贵族的支持下，确是“心坚而确”地推行“汉法”的。

中统政权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汉族地主阶级特别重视，使他们在最高行政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忽必烈在夺取政权前代表着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夺取政权后又充分利用汉族地主分子，因此他的统治基础扩大了；正因为忽必烈主张采用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因此他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永恒的规律”的。这样，忽必烈政权的巩固就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统元年至中统四年宰相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