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札撒的制定

[1]见白鸟库吉：《蒙古民族的起源》，《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一九七〇年，东京（按：此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史学杂志》，何健民译为汉文，改名《匈奴民族考》，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版）；纳·伊什札木茨：《匈奴的族属及其社会制度》，蒙古《科学委员会学术论著（历史·语言）》第一辑，一九五七年，乌兰巴托。

[2]对匈奴—蒙古说的批评，参阅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

[3]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见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页七九。

[4]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5]参阅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关于鲜卑语，参看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全集》第四卷。关于契丹语，参看清格尔泰等：《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专号。

[6]《北史》卷九四《室韦传》：“南室韦，……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酋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

[7]《唐会要》卷八六。

[8]《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作室建河，当因形似而误。也有人以为“室建河”是正确的写法，并考订为今石勒喀河。参见田村实造：《蒙古起源传说及其迁徙问题》，载Acta Asiatica 24，东京，一九七三年版。

[9]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卷一四。

[10]王国维将李德裕书中的黑车子达怛分为两部，且认为这个达怛即《阙特勤碑》中的三十姓达怛，地与黑车子族相近，故并提（见《鞑靼考》）。此说不确。按《辽史》卷二九《天祚纪》三谓天祚“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史愿亡辽录》（见《三朝北盟会编》引）则云：“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是至辽末室韦、达怛尚有互通的用例。黑车子达怛应为一个部落，即黑车子室韦。

[11]拉施都丁《史集》在讲述塔塔儿部一节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说明：“在远古时代的一个长时期中，他们曾是许多部落和土地的征服者和主君。由于他们的极其强大和尊荣，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都以他们的名称为世所知，全被称为塔塔儿。这些部落也以此为荣。”（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二）这当是指八世纪上半叶，即突厥碑文中出现“三十姓达怛”那时的情况。可能在此时或以前不久，塔塔儿部曾统一邻近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后来人们把蒙古族前身室韦各部统称为达怛，都是袭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

[12]西方著作中最早记载达怛（Tatar）名称的，是公元九八二年成书的伊斯兰作家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lam），见明诺尔斯基英译本，页四七，九四。

[13]参阅韩儒林：《蒙古的名称》，《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页一五

[14]赵珙《蒙鞑备录》：“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都用汉字。……又慕蒙为雄国，故以国号曰‘大蒙古国’，亦女真亡臣教之也。”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九“鞑靼款塞”条：“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古’称之。”

[15]参阅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

[16]拉施都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三至一五四。

[17]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九。

[18]《阙特勤碑》叙后突厥兴起事，将三十姓达怛列为敌人。说明此时达怛人已渐强盛。

[19]《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同书卷一九五《回纥传》所载略同。又同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开元三年秋，默啜与九姓“战于碛北，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也记述了九姓乌护南迁事。

[20]参阅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卷七，一、二期合刊（一九三八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一九七七年油印本）第一分册，《磨延啜碑》译文，第一三至一九行。

[21]王国维：《鞑靼考》，《观堂集林》卷一四。

[22]《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九。

[23]《元和郡县志》卷四；《唐会要》卷七三。

[24]唐德宗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奏准改称回鹘。

[25]巴尔托德推测说：“黠戛斯被逐出蒙古，可能和契丹帝国于十世纪的建立和蒙古族的推进有关”（见《伊斯兰百科全书》Kirghiz条）。《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更肯定说：“契丹人在十世纪初将黠戛斯逐出蒙古”（俄文本一九五四年版，页七〇）。此说史料依据不足。耶律阿保机西征史料中，未见有与黠戛斯作战的记载。

[26]参看余大钧：《阻卜考》（中国蒙古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论文）对本世纪初以来阻卜研究的综合述评。

[27]虞集：《高昌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一一；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一卷，页五四。

[28]转引自巴尔托德：《Tatar》，见《伊斯兰百科全书》。

[29]参阅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一九七八年。

[30]参阅王国维：《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一五；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四期。

[31]参阅王国维：《辽金时蒙古考》；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

[32]《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一二六。按：俄译本王罕夏冬营地地名的读法和译写多误，波义耳据波斯文刊本（莫斯科一九六五年版，页二五二——引者）加以订正，见所著《蒙古世界帝国》，伦敦，一九七七年版，页一〇八至一一〇。今从之。

[33]伯希和的看法可以作为代表，他在《高地亚洲》中说：“蒙古人的起源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克烈人）。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强烈影响的蒙古人，或是蒙古化的突厥人。无论如何，克烈人更可能是突厥人，而脱斡邻勒，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字，不如说是突厥字。”（转引自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五，一九六九年版，巴黎）但在他与韩百诗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中，伯希和没有重复克烈是突厥人的看法（参见页二〇七至二〇九）。樱井益雄著《怯烈考》（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七册，一九三三年版），据克烈诸部中有土伯夷部，遂主张系源出黠戛斯之属部都波。

[34]程钜夫：《炮手军总管克烈君碑铭》，《雪楼集》卷二二；黄溍：《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使凯烈公神道碑》，《金华集》卷二五；许有壬：《拔实彦卿四咏轩诗序》，《至正集》卷三五。又见《元史》《槊直腯鲁华传》，《速哥传》，《也先不花传》。

[3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七。

[3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七至一二八。“Kereit”一名的字原当是Keri'e，意为“乌鸦”。这可能是源于拟声，在蒙古语为Keri'e，在突厥语为qargha。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九。

[37]十三世纪叙利亚史家Bar Hebraeus所著之《圣教年鉴》引录了这封信（见第三卷页二八〇至二八二，参阅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二章，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页四四）。伯希和认为，原信中并未提到“克烈”之名，可能是Bar Hebraeus所添补（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八；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五）。

[38]前田直典认为，《辽史》所载阻卜夷离堇阿里睹、阻卜阿离底，可能就是《史集》所载克烈分部Aliat。见所著《十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靼》，《元朝史之研究》，页二五五。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

[40]《辽史·圣宗纪》载，开泰二年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同书《萧图玉传》记此事云：“阻卜复叛，围图玉于可敦城，……图玉使诸军齐射却之。”

[41]参阅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一九五七年版；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〇六。

[42]《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二。

[43]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

[44]十支名称：一为Jāt，似可校正为Chāt＞Chaghat，即《元史·忙哥撒儿传》之“察哈札剌儿氏”；一为Tūqurāūn，即《元朝秘史》第一二〇节之“脱忽剌温”；一为Dōlāngqīt，即《圣武亲征录》之“朵郎吉札剌儿部”。其余七支为Qungqasāūt，Kūmsāūt，ūyāt，Nīlqān，Kūrkīn，Tūrī，Shangqūt。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三；波斯文刊本页一三二。

[4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至一九。土敦篾年，《元朝秘史》作篾年土敦，《元史》作咩撚笃敦，为成吉思汗八世祖。

[46]见《元朝秘史》第一〇五、一一〇、二一九等节。

[47]《史集》另一处（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一）谓兀都亦惕系篾儿乞人之一支，与《秘史》同。可能兀都亦惕是篾儿乞人中的统治氏族，故此处将它也看成篾儿乞人的总名称。克拉普罗特（Klaproth）曾提出，此名与色楞格河左支流乌达河（uda）有关，当非虚构，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七四。

[4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四）第一支之名译写为Уйкур，误。伊斯坦布尔抄本此名作ūhar（见波斯文刊本，页二〇五），r字脱一音点，应为z，此部即《元朝秘史》之兀洼思。第二支Мудан，可译为Megüden，即《圣武亲征录》之麦古丹。第四支джиюн，可校正为Chāūn，即《元史·牙忽都传》之察浑篾儿乞氏。《元朝秘史》尚载有一合阿惕篾儿乞氏（Qa'at-Merkit）。

[49]佐伯好郎：《再论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东方学报》（东京）第十一册之一；格鲁塞：《草原帝国》页二四六。但多数学者都肯定其为蒙古族。

[5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八。

[51]同上书，页一三八，朵儿边，蒙古语，译言四。

[52]参阅伯希和：《卡尔玛克史评注》，页六，六四至六五（注六三至六六）；班咱罗夫：《关于斡亦剌惕和畏兀儿》，见《班咱罗夫著作集》，莫斯科，一九五五年版，页一八一至一八四。

[5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九。

[54]培尔勒：《元秘史地名考》，乌兰巴托，一九五八年版（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白音同志译稿）。

[5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一。

[56]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第一卷，Barqu条；《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八八，六三至六四。

[57]A.奥克拉德尼可夫：《列纳河上游的古突厥文化》，苏联物质文化研究所简报（КСИИМК），第一九号，一九四八年。

[58]库德里雅甫采夫等：《布里雅特蒙古史》，高文德译本，上册，页三五。

[59]同上书，页四八至四九。

[6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七至一九。按：怯谷，俄译本作канбаут，贝勒津刊本作KNBUT，他将此字校正为Kiukit。但各种抄本中，第二音节均有u，故此字实应校正为KIKUT，即《元史》之怯谷，系八剌忽部中的一个氏族。

[61]《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三；波斯文刊本页一六四至一六五。

[62]据记载，唐朝贞元八年（七九二年），有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来朝贡，此人应是和解室韦部首领；大和九年（八三五年），有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来朝贡；开成元年（八三六年），阿朱等复来，贡马五十匹；同年，室韦大都督秩虫等来朝贡；会昌二年（八四二年），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等来朝（均见《唐会要》卷九六）。关于Tutuqliut即“都督之民”的解释，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五。

[6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一，一〇三；波斯文刊本，页一六四（部名之号码系引者所加）。按俄译本第4部译作Куин，原文为Ku？IN或KUI？N，伯希和认为应校正为Küiten，《元朝秘史》第58节有“塔塔儿的阔湍巴剌合”，《黄金史》引录秘史的相应处作“Küyiten Bargha Baghadur”，Küyiten即此部之名，意为“冷”（河名）。又第6部，俄译本作Баркуй，另一抄本此名作NRQUI，伯希和以为应校正为ARUQUI，因蒙文N与A易混淆之故。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八至九。

[64]见《元朝秘史》第五三节，一五三节。

[65]《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载，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年）金军讨伐阻䪁，败之于龙驹河，追至斡里札河，降其部长，勒石纪功而还。此即《元朝秘史》第一三二至一三四节所载金国王京丞相征讨塔塔儿人，追袭至浯勒札河一役。

[6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十；第一册，页七七。又同书页一〇三谓阿兰果火时代为近三百年，当误。

[6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十。

[6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二；第二册，页一五。

[69]据《元朝秘史》，兀良合部的札儿赤兀勒氏族是被孛端察儿（成吉思汗十世祖）兄弟所虏的。《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则云：“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成吉思汗高祖），因相结纳。至太祖时，已五世矣。”所谓结纳，就是归附或被征服。

[7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六〇。

[71]参阅津田左右吉：《乌古敌烈考》，《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二；箭内亘：《鞑靼考》，《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五。

[72]《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七五至一七六。

[73]《元史》卷一一九，《博尔朮传》。按：此传本于阎复所撰之《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74]《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7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76]《史集》中有一段说：“在成吉思汗与乃蛮人为敌以前，乃蛮人的国王是亦难赤·必勒格·卜古罕。……卜古罕是古代伟大的皇帝，畏兀儿人和其他部落都以充分的尊敬纪念他。并传说：他是从一棵树上诞生的”（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九）。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乃蛮人可能是回纥的分支（植田清二：《乃蛮小考》；村上正二：《蒙古帝国成立以前的各游牧部落》，《东洋史研究》第二三卷第四号，一九六五年）。但《史集》中有关卜古罕一段，显然是拉施都丁将当时畏兀儿人的祖先传说混杂到乃蛮一节中，实际上与乃蛮人的起源无关，不能作为根据。

[7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九至一四〇。俄译本此名作Tикин，波斯文各种抄本此名前二字母写法不一（见校勘本页三〇五），韩儒林校正为Betekin，以为即《辍耕录》之“别帖乞乃蛮歹”氏族，见《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穹庐集》页五三。

[78]关于这些部落的住地及其族属，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诸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二期，一九七八年。

[79]见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四，《北蕃地理》。

[8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四〇。

[81]参看周清澍：《汪古的族源》，载《文史》第十辑，一九八〇年。

[82]参阅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九期；《考古》一九六一年第一、二期。

[83]《长春真人西游记》。

[84]《元朝秘史》第一一八节。

[85]陈宜甫：《毡车行》，《秋岩诗集》。

[86]《元朝秘史》第一七七节。

[8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八，八六至八七。

[88]《黑鞑事略》载蒙古军队下营时，其哨马之营，“主者中据，环兵四表”，就是记的这种布营方式。

[89]《元朝秘史》第一二〇，一二二节。

[90]参阅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一期，页一一，注③。

[91]《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

[92]《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93]《黑鞑事略》。

[94]《卢布鲁克行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七八。

[95]《蒙鞑备录》。

[96]《元史》卷一二三《布智儿传》说其父纽儿杰“善骑射，能造弓矢。尝道逢太祖前驱骑士别那颜，邀与俱见太祖，视其所挟弓矢甚佳，问谁为造者，对曰：‘臣自为之’”。

[97]《黑鞑事略》。

[9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三至一二四。

[99]《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三至一五四。

[10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二九。

[101]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汉译本，页八〇至八六。

[102]《元朝秘史》，第三五节。

[103]《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〇〇。

[10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八。

[105]《元朝秘史》第一四节。

[106]朵儿边氏，《史集》说是豁里察儿篾儿干的四个兄弟的后人，《元朝秘史》说是朵奔篾儿干之兄的四子的后人；巴阿邻氏，《元朝秘史》说是孛端察儿掳来的妇人所生子的后人，《史集》说他们的起源和朵儿边氏相近；札只剌氏，《元朝秘史》说也是孛端察儿掳来的妇人所生子的后人，《史集》则说他们就是屯必乃第七子的后人。

[107]篾年土敦幼子纳臣还有两个儿子叫失主兀歹、朵豁剌歹，《元朝秘史》未言其后人成为姓氏，但据《史集》，有失主兀惕、朵豁剌惕二氏族，惟起源与《元朝秘史》所载不同。

[108]泰赤乌（Tayichi'ut）的名称可能源于汉语“太子”。

[109]《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六，二六。

[11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五五。

[111]见《元朝秘史》第一三七节。

[112]《元朝秘史》第六八节；《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11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八至二九。

[114]亦邻真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中认为，蒙古人的这种社会组织是牧人比邻公社，如马克思所说，比邻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是“由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社会向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答维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

[115]《元朝秘史》第三三至三九节。(https://www.daowen.com)

[11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五。

[117]《元朝秘史》第一七九节。

[11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119]蒙古贵族的护卫军组织始于何时，难于考知。从《史集》记载泰赤乌氏的那颜们拥有很多军队，以及合不勒汗有自己的那可儿随从等事实看，可能很早就产生了。恩格斯指出：“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博得了名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一四一）贵族权力的增长和掠夺战争的经常化，是护卫军产生的基础，而后者一经产生，又推进了前者。

[120]nökör的原意是“同伴”。但在蒙古贵族势力兴起后，贵族身边拥有的那可儿则具有另一种性质。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他们是“首领们的军事侍从”，但不是主人的属下人或佣仆，而是有责任为他尽义务的“自由战士”，类似古代罗斯诸侯的卫士或古代日耳曼首领的亲兵（《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四〇，一四一）。护雅夫认为，那可儿是“对主人隶属性很强的隶属民”，身份并非自由的；其主要职责是充当主人的亲卫兵（《“伴当”考》，《史学杂志》，六一编八号，一九五二年）。

[121]《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按：札格—札不罕当指今杭爱山西南札克河、札布罕河地区；哈剌思-博罗思之名亦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俄译本页一一一），铁木真与篾儿乞战于其地，在怯绿连河与薛凉格河之间，当即今鄂尔浑河中游东支流哈拉河地区。

[122]《元朝秘史》第一三七节。

[123]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这些话解释为那可儿与首领缔结关系的“宣誓”或“誓约”，并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四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12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125]《元朝秘史》第一八〇节，方括号内据原文补。《圣武亲征录》作：“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曾祖阍仆，故尊汝为弟也。……”《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〇）：“我弟脱斡邻勒，你是我祖先的门槛奴隶，我称你做弟的缘故是，……”二书所载与《元朝秘史》同。成吉思汗对此人家世很清楚，当是因为这一家人祖孙世代都在他的家庭服役之故。

[12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五。

[127]《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二至九三。并参见同书页一七七（伯牙乌部），一五九（兀良合部）。按：俄译本此名或作Унгу-Богол，Уталу-Богол，并采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说法（见《蒙古社会制度史》页一〇三，一〇四，一一〇）加注，看成是不同类型的奴隶。实际上，波斯文写本中的不同写法，均应校正为tögǖ-bōghōl（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八五）。

[12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五。

[129]碑在元全宁路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附近。碑文为揭篌斯所撰，见《钦定热河志》卷一一九，艺文十三著录。美国柯立夫（F.W.Cleaves）将此碑汉—蒙文碑文译为英文，并做了详细注释，刊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一四期（一九五一年）。

[130]《元朝秘史》第一四六节。方括号内系据原文旁译增补。

[131]《元朝秘史》第一四九节。

[132]《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33]克烈部王罕被成吉思汗打败后，逃到乃蛮地面，被乃蛮边将所杀。太阳罕的母亲说：“王罕是在前的老大汗（ötögü yeke qan），将他的头来，果是呵，咱应祭祀。”（《元朝秘史》第一八九节）似乎漠北各部曾尊奉过他大汗的名号。

[13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二九。

[135]《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

[13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一一至一一三。按：伯希和与韩百诗所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二四〇至二四七）详细征引这段记载，并对人名、事实作了缜密的考订，认为这次战争就是《元朝秘史》所记塔塔儿部阿泽汗进攻克烈部事，阿泽汗即按赤·塔塔儿部的首领，撒里黑汗就是王罕之父忽儿札胡思。

[137]《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

[138]《史集》记塔塔儿人与蒙古人结怨的起因：一是蒙古合不勒汗杀了金朝使臣，塔塔儿部是金朝臣属，因此与蒙古部发生战争，开始敌对；二是合不勒汗的妻兄弘吉剌人赛因的斤病，请一塔塔儿部珊蛮医治，反被治死了，赛因的斤的族人杀死了珊蛮。因合不勒汗诸子与弘吉剌部是姻族，互相协助，故塔塔儿人与蒙古人也结下仇怨，发生了战争（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三，四一；第一卷第一册，页一〇四）。

[139]《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七至四〇。

[140]《元朝秘史》第一三三节，一三六节。

[141]《元史》卷一，《太祖纪》。

[142]《元朝秘史》第二五四节，韩儒林据蒙文译，见《论成吉思汗》，《穹庐集》，页一六二。

[14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七七。同书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九记载着同一段话，与此略异。

[144]《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

[14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一至二二。

[146]《元朝秘史》第一八〇节。

[147]《史集》中，海都、屯必乃都带有“汗”号；《元史》也说海都曾被八剌忽怯谷之民立为“君”，并称屯必乃为“皇帝”（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但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后人夸耀祖先的说法。根据《元朝秘史》，真正统一了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应是合不勒汗。

[14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五至三六。

[149]《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三。

[150]《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151]参看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卷一五。

[152]参看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153]一八八二年，俄人玉伦斯基报告说，他在鄂嫩河右岸发现一名为Дэлюн-Булдак之地，东北距尼布楚二三〇俄里，南去中国边界八俄里。后此地遂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诞生地，当地蒙古人亦以成吉思汗生此为荣。考古学者于此处发现若干古居民点遗迹，分布于鄂嫩河小支流岸上。遗物中有精致之小瓷器及丝织物等。但捷克学者普哈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之《蒙古一万三千公里旅行记》中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同名地，谓亦与成吉思汗诞生地有关。（参看伯希和：《马可波罗注》Cingiscan条；Ю·С.格里申：《鄂嫩河中游的古代遗迹》，载《蒙古考古集》，一九六二年，莫斯科）

[15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四至四五。又同书页二五也说塔儿忽台是泰赤乌氏国王。阿丹汗出处不明，《史集》有一处说他是合丹太石之兄（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三八）；另一处说塔儿忽台系阿丹汗之子，合不勒汗之孙（同上书，页八四），合不勒当系俺巴孩之误。同书又谓塔儿忽台与合丹太石之子秃答为叔伯兄弟（同上书，页二五）。据此，阿丹汗应是俺巴孩之子。

[15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四六，五〇。

[156]札儿赤兀歹应是孛端察儿所掳的兀良合氏族人，故其子孙世为成吉思汗家族奴隶。

[157]《圣武亲征录》、《史集》和《元史·太祖本纪》都没有记载这次联合攻打篾儿乞的战事。据《史集》载，篾儿乞人其时与王罕关系尚好，故抢到孛儿帖后，即送给王罕，王罕以儿媳待之。铁木真闻讯，遣部属札剌亦儿人撒八往索，王罕遂归之，孛儿帖于回家路上生朮赤（《史集》第一卷第一册，页九七至九八；一一五；第二册页六八至六九；第二卷页六五）。朮赤死于一二二五年，《史集》说他死时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第二卷页七九），似不确。按太祖第三子窝阔台一二四一年死时年五十六，即系生于一一八六年。朮赤是他的同母长兄，其生年应不晚于一一八四年。《蒙古源流》谓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成婚在一一七八年，则篾儿乞人之劫孛儿帖，当在一一七八年之后，一一八四年以前。

[158]《元朝秘史》第一二四节。

[159]《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

[160]据《蒙古源流》的记载，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可汗是在己酉年，即一一八九年。按蒙文《黄史》载成吉思汗于二十八岁即汗位，《源流》谓成吉思汗生于壬午年（一一六二年），按即位时为二十八岁推算，得出此己酉年即位之说。但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察合台后裔喃答失所立《重修文殊寺碑》谓成吉思汗即位之年，生次子察合台。考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生于一一八六年，则察合台应生于此之前，《黄史》及《源流》所载即位年岁及年代不确。

[161]答兰版朱思（Dalan Baljus），意为“七十沼泽”。其地当在克鲁伦河上游支流臣赫尔河附近。

[162]关于十三翼的组成，参看：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三五至一三八；本田实信：《论成吉思汗的十三翼》，《东方学》第四辑，一九五二年三月。

[16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八。

[164]《圣武亲征录》。按《史集》所载的这段话是：“我们如同无夫之妇，无主之马，无牧人之畜群。大合敦之诸子残害我们。我们将全体为你的友谊持剑冲杀，讨灭你之仇敌”（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八九）。

[165]失秃延（Sitü'en）意为“寨”。纳剌秃·失秃延（Naratu-Sitü'en，松树寨）与忽速秃·失秃延（Qusutu-Sitü'en，枫树寨）两个寨子可能是金朝早期所筑边墙的两座边堡（一说为辽代边墙），地在今蒙古乌勒吉河上游。此处今尚存边墙遗迹。

[166]铁木真消灭主儿乞氏贵族的原因和经过，各书记载不尽一致。《史集》说他在攻打塔塔儿回师后，分战利品与主儿乞氏，主儿乞反杀其十人，褫其五十人之衣，因此出兵征讨（见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九三）。《元史》则说铁木真部众“为乃蛮人所掠，欲讨之，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即撒察别乞），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之衣而归之”，于是怒而致讨（《圣武亲征录》此处脱落一段文字）。我们这里采取《元朝秘史》的说法。

[167]《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

[168]《金史》卷九三，《宗浩传》。

[169]《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至一七。

[170]《元朝秘史》第一五三节。《圣武亲征录》、《史集》无后一条。

[171]《元史》卷一，《太祖纪》。《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二九）与《圣武亲征录》记载的这段话略详。

[172]见《元朝秘史》第一五二节，一七〇节。

[17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一六。

[174]《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

[175]《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三二。

[176]据《元朝秘史》第二二五节，这一次可能还置有四百箭筒士。

[177]《圣武亲征录》作“掌斤”，《史集》俄译本作Раджун，今改正。

[178]《史集》载铁木真未处死札木合，而是将他及其部属赐给合赤温子按赤台，按赤台将札木合肢解处死（俄译本第一卷第一册，页一九一）。

[179]《元朝秘史》第二三〇、二〇九节。

[180]《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载其祖海蓝伯答成吉思汗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又同书卷一五〇《耶律阿海传》载金朝遣阿海使王可汗（王罕），得见太祖。均证明成吉思汗服属于王罕。

[181]《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四至一三五。

[182]《圣武亲征录》。《史集》作：“据说在这境内出现了一个新国王”（第一卷第二册，页一四六）。

[18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五三，一五〇；同书第一卷第一册，页一六七。据拉施都丁解释，“成”（ching）是蒙古语“坚强”、“有力”的意思，“成吉思”（chingis）是“成”的多数，其意义和古儿罕即普罕、王中之王相同。而一二二一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人赵珙则说：“成吉斯者，乃译语‘天赐’二字也。”赵珙的说法当因看到成吉思汗所发的奉使银牌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字样而产生的误解。后来还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意思；或谓成吉思汗即位前，有五色鸟鸣云“青吉斯”，因以为号。近人研究这个称号的很多，多数赞同为突厥语Tengiz（海洋）这个字的颚化形成（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第一卷，“成吉思汗”条）。［补注］但Tengiz一词见于《元秘史》第一节，译作腾汲思，而此节之首即有成吉思合罕之号，若是同一个词，何以在同一节中出现异读？难以说通。一九八九年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发表《成吉思汗与合罕称号再探》一文（载《鲍培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据古突厥卢尼字铭文中有Ciηiz一词，意为“强健的”，“凶猛的”，结合近代突厥诸语中此词有凶猛、坚固等义，遂肯定了“成吉思”称号的突厥来源及其意义。

[184]《元朝秘史》记载，建国后将蒙古百姓编组为九十五个千户，封千户那颜八十八人（其中按陈管弘吉剌部三千户，孛秃管亦乞列思二千户，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管汪古部五千户）。但其中有不少是后来封的，最初的千户那颜不足八十八人。《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载，始封千户六十五人，较近实。

[185]《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

[18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九。

[187]《元朝秘史》第二〇七，二〇八，二一〇，二一八节；《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传》；卷一二一，《畏答儿传》。

[188]《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六至二八一。

[189]《元朝秘史》第二一二，二二至二二三节。

[190]据一二四六年访问蒙古的教皇使者喀尔平尼记载，各千户驻地皆由其所隶首领指定，即直属大汗的千户由大汗指定，分属诸王和勋贵的千户由本主指定；千户指定所管各百户的驻地，百户指定所管各十户的驻地（《蒙古史》第五章，见道生编：《出使蒙古记》，页二七）。

[191]《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三二。

[192]《黑鞑事略》，“其赋敛”条。

[19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〇、二八〇。

[194]《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三八，《元朝秘史》第二一九节，并参阅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穹庐集》，页一八至四六。

[195]《元朝秘史》第二二四节。

[196]《通制条格》卷三，《怯薛元役》；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裁减宿卫之士，遣归本部著籍应役。按同书卷四〇《顺帝本纪》用了“怯薛役户”这个名词。

[197]《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花军。”秃鲁花当即护卫军中由各级那颜和白身人之子组成的“散班”——土儿合兀惕。蒙古语Turqa'ut系借用突厥词Turghaq（哨兵，守兵）变来的多数（参见伯希和等，《圣武亲征录译注》页五二；《通报》一九三〇年，页二九至三〇）。《元史》称为“质子军”，或者是当时征取各那颜之子充护卫，本含有以其子为质的意思。后来降蒙的汉地诸侯亦各遣子入质，充宿卫之士。

[198]《蒙鞑备录》。

[199]《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载：成吉思汗灭乃蛮太阳罕时，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问他怀中藏的印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知道他深通本国文字，命他教子弟学习。其后又有不少畏兀儿人被用为蒙古贵族子弟的教师。他们对蒙古文的创制都作出了贡献。

[200]《元朝秘史》成书年代有几种说法。该书末段说：“大聚会著，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驻时写毕了。”或以为此鼠儿年是一二二八年（戊子），或以为是一二四〇年（庚子），一二五二年（壬子），一二六四年（甲子）等等。以一二四〇年说最流行（参阅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的研究》）。近来有学者主张系从元太宗时起，迭次增写而成。书末所云写毕之鼠儿年，以一二五二年说根据较充分（参阅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201]《元朝秘史》第一五四节。

[202]同上书，第二〇三节（据亦邻真译文，见《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剜豁土居人物依常盗论》条：“根脚里成吉思皇帝时分，立札鲁花赤呵，诸王、驸马、各怯薛歹、各爱马蒙古、色目人每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交管来。”

[203]《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

[204]《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姚燧《牧庵集》卷一三，《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

[205]《元史》卷一二〇，《亦力撒合传》；卷一二一，《博罗欢传》；一二四，《忙哥撒儿传》。

[206]《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七。

[207]《元朝秘史》第二一六节。

[208]《元朝秘史》第三三至三五节。

[209]同上书，第二〇〇节。

[210]《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五九。

[211]同上。

[212]《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三五；又《元史》卷一《太祖纪》云：“帝既灭汪军，大猎于帖麦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

[213]《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一九七。

[214]《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三〇载，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从西域回蒙古后，“下令颁布札撒和训言”。当是《札撒大全》的编写工作至此时完成。

[215]《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页二五。

[216]顾嗣立：《元诗选》三集戊集；又《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登极，拜中书平章政事。会诸侯王子大明殿，诏进读太祖金匮宝训，威仪整暇，语音明畅，莫不注目竦听。”

[217]俄人梁赞诺夫斯基曾汇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史料中的有关记载，得成吉思汗的札撒条款三十六条，训言（Bilik）二十九条，以及其他有关蒙古法律的记述若干条。其中札撒条款大部分取自埃及史家马克利西（Taqi ad-Din Ahmad al—Maq izi，1364—1441）的《埃及志》，作者云其友人某曾在报达见到成吉思汗《札撒》文本，遂据其转述著入书中。训言则全取自拉施都丁《史集》。参见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页五七至七〇。汉文史料中保存的札撒和训言也相当多。

[218]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因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赦免，但将他手下的大臣孛鲁合等以“搆祸我家”的罪名，“照依太祖皇帝札撒正典刑讫”（《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219]亦见《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强窃盗贼通例”条，“达达偷头口一个陪九个”条记载。

[220]《黑鞑事略》。

[22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