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路课税所的设立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原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出来献计了。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中原之地，财用所生，如果实行赋税制度，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以征收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就足够供给军需和各种费用了，怎么能说无用呢？窝阔台采纳他的意见，一二二九年开始规定税制，汉民以户计出赋调，命耶律楚材主持，就按他提出的预算数字作为征税总额；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命牙剌瓦赤主持。一二三〇年，设立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每路置正副课税使二员，多选汉人“儒者”担任，专掌钱谷之事，不受地方长官统摄。一二三一年秋窝阔台到大同时，各路头一年赋税已如数收齐，将所征银币和仓库米谷簿籍呈给他过目。窝阔台尝到了中原剥削制度的甜头，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怎么能搞到这样多的钱谷？”十分赞赏。

耶律楚材制定的第一次税法是：

一、地税——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67]。据最初所定十路总额为四十万石，似系按二十万户的估计户数来征收。当时还没有统一编籍户口，所征服的地区多委给投降的汉族地主武装头目管理。他们应向蒙古统治者自报管内户口数目[68]，这大概就是课税所征粮的依据。但十路民户总数决不止二十万，如严实投降时，就以“所统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献之太师（木华黎）之行台”[69]；李全投降时，所控制的人民也有数十万[70]。一二三三年窝阔台命阿同葛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可以代表初行税法时的民户总数。可见，实际征收办法并不是每户平均负担二石（或四石）。从一二三三年诏令（见本页注①）看，当是按各州、府户数的一定比例规定出一个总额，由当地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如贫富等差）摊派民户交纳[71]。彭大雅所记“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说的其实是总的户税制，不是实际征收办法。

二、诸课——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六色取课于民，岁定为银万锭。盐课，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酒醋课，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酒课按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这就是耶律楚材预算中五十万两银子的来源。(https://www.daowen.com)

三、调——耶律楚材预算中还有帛八万匹，但具体税则失载。中国传统税法，帛属于户调，据“汉民以户计出赋调”的总税则，应当也是按户征收，这就是后来征丝料的先声。

除上述三项外，中原人民还有一项极沉重的负担。据一二三三年使蒙的南宋使臣彭大雅记载：“其赋敛，谓之差发。……近汉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岁课城市丁丝二十五两，牛羊丝五十两（原注：谓借过回回银买给往来使臣食过之数）；乡农身丝百两。”两年后出使的徐霆又作了以下补充说明：“至若汉地差发，每户每丁以银折丝绵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72]原来一二三〇年耶律楚材所定税法，是一种临时措施，只包括租、调和杂课，没有把差役（庸）算在内。当时使臣往来和军马粮草调拨等诸项费用，仍随时向人民征敛，所谓城市丁丝、牛羊丝和乡农身丝（折银交纳），就是此类负担的总括。蒙古统治者且借此勒索人民，如一二三五年失吉忽秃忽（即胡丞相）到燕京征敛，“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真定守臣（即史天泽）因“公需数敛烦民”，干脆将一年所需费用汇总起来，每户征银若干两，作为临时应急措施，这就是包银的滥觞。其后各地守臣都仿效真定的办法，遂形成包银制度[73]。